欧盟为何恐惧中非越走越近

在非洲待了整整七年，刚刚回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唐晓阳在回答一名非洲留学生有关中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说。

从2007年开始，唐晓阳用整整六年时间对十几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近千名和中非合作直接相关的双方官员、经理、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对非洲了解得越深，他越觉得中非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的背后存在重重挑战。但是对于中非经济交往的未来能否实现“双赢”，他持乐观态度。

中国人现在看非洲人的眼光，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感觉，除了带着优越感、陌生感，甚至还有害怕。

“我被医院派去肯尼亚的时候，担心自己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刘医生说。

“94年左右，我们医院一个去也门的医疗队正好赶上也门内战，一群人差点被子弹射中。后来我在非洲坦桑尼亚待了三个月，觉得那里很安全，居民也很友好，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中非关系日益被西方国家诟病，西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非议中国对非战略。2014年8月3日，希拉里在非洲最西部的农业国塞内加尔的讲话中表示，美国致力于一种增进而非榨取的合作模式，称外来国家为自身攫取非洲财富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暗示“某些国家”只对非洲的自然资源感兴趣。

不管希拉里是否暗指中国，中西方谈论对非合作模式都难免有失客观，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才是真正重要的。

根据采访以及对非洲媒体的调查显示，非洲人对中国有褒有贬，既非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积极，也非西方学界、政界那样一味地批判。

总体而言，中国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发展的帮助是受到当地人普遍认可的，他们已经离不开中国技术，离不开中国货。而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

对于这种指责，需要认清的一点事实是：中非贸易确实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平衡，非洲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矿产和石油占了70%至80%。这其实是由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因为它的比较优势只在于能够提供原材料。

但是资源进口并不等于资源占有，目前中国在非洲真正占有股权的石油和矿产相当少。以非洲西南部的石油矿产大国安哥拉为例，2012年，中国从安哥拉进口的石油占当地总产量的45%，但是在安哥拉现有的34块油田中，中石化仅在四块区块占有股份，另外三十块油田的主要持股人与运营商几乎都来自欧美的国际石油巨头，连印度公司都比中国多。

而中国石油进口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利比亚的情况也类似。截止2013年，该国两百块油田中，中石油仅拥有一块油田的勘探权。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欲加之罪，没有任何的现实说服力。

而作为非洲国家本身来说，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并不应该被否定。事实上，很多非洲政府非常欢迎资源开采加工，也有意识地推动资源开采附加值的增长。为了真正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对中非贸易形势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换项目”框架协议。

安哥拉是一个自然资源与矿产资源都得天独厚的国家，然而优越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福音。1975年，安哥拉刚刚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全国便陷入内战，一打就是27年，直到2002年才结束，战后基础建设几乎被毁坏殆尽。

2004年3月，安哥拉财政部以安哥拉的石油为担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笔数额为20亿美元的信贷框架协议。

这20亿美元被分两期用于安哥拉基建107个项目，既包括道路修缮、电信主干网、灌溉、供水等基础建设，也有医院、学校等公益服务设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直接将油价上涨收益转化为人民福利。

罗安达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ndrade称，“这是安哥拉普通百姓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国家的石油收入被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非洲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分为北部非洲与南部非洲。从总体水平上来看，北非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达很多，比如摩洛哥、利比亚和埃及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北非国家民族成分主要为阿拉伯民族和柏柏尔族，信仰宗教为伊斯兰教，因此很少被人们归属在“传统意义”里的非洲。越过撒哈拉沙漠，才到了尼格罗人种的故乡——“黑非洲”。而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合作，主要开展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1960 年，中国与几内亚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提供一亿人民币无息贷款； 1965 年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定则几乎完全出自政治考虑。从 1982 年之后，中国开始在非洲国家尝试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以及管理合作等新形式。到2014年，中非合作领域已经全面覆盖基础建设、矿业、农业、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而近年来最受中非两国关注的，是中非经贸合作区。

经贸合作区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资源，特别是对当地工业萌芽有见效快、时间短的巨大优势。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家去非洲，这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接受采访时称。

2006年，商务部正式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宣布招标海外合作区。这种境外的经贸合作区其实就是经济特区。现在，中国在非洲六个国家推进建设七个经济特区，六个正在建设中。

201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塞内加尔文化部长Abdou Azize Mbaye的陪同下，参观位于首都达卡尔、由中国资助的黑人文化博物馆建设工地。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世界经济的特区历史里最为成功的。中国成功的经济特区模式让非洲官员深受震撼，迫切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复制“深圳模式”。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可以成功复制吗？

“其实中国经济特区并不是每一个都很成功。”唐晓阳教授说。“汕头特区就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国特区模式能够成功，恰恰在于它能够从一个特区变成一个带动全国发展的机制。所以中非经贸合作区要成功，最终成功标准在于能够带动当地发展，包括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在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中国开发商和非洲国家地方政府属于不同主体，双方在利益考虑上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基础建设的匮乏、非洲行政管理制度的混乱、双方在产业导向以及长远发展方面的思想差异等等，都是合作区发展缓慢的原因。经济特区走上正轨还需要非洲国家进行一系列的特区政策改革以及社会转型。

除此之外，中非贸易还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

中非目前的经济交往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分工延伸，是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其动向与其他各个国家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随着中非经贸交往日益深化，西方国家频繁将“新殖民主义”名号扣到中国的头上。反思非洲大陆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西欧与非洲大陆关系最为密切。十八世纪西欧探险者大量贩卖黑人奴隶至美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殖民主义更是席卷整个非洲。

而在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欧盟国家逐渐意识到，中非政治经济交往中的实用主义与欧盟当前信奉的“普世价值规范”形成强烈反差。而出于一种将非洲人民“从贫困、战争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道德优越感，欧洲人习惯以怜悯、保护着的眼光来看待非洲，对于中国与非洲国家采取务实互惠的经济外交极为警惕，甚至仇视，因此大肆宣扬中国“攫取”非洲矿产，施行“新殖民主义”也就不足为奇。

一名中国商贩正在向一位非洲女孩推销药品。在非洲，像这样的中国个体商户、民营企业正越来越多。

“随着目前全球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殖民主义想要重复十八、十九世纪殖民体系，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资源贸易本身也并不等于新殖民主义。”唐晓阳教授说。

站在非洲的角度来说，现在的非洲国家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极度需要外援的脆弱联盟，他们不再像冷战时期一样“站队”，不再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阵营中的附属，而是对自己所需要的战略目标有明确规划。

就算是再落后的非洲国家，比如农业国埃塞俄比亚，在接受中国援助的时候，也不再认为自己是需要接受指导、听从教诲的学徒，而认为自己是平等独立的伙伴。若不是因为与中国合作确实能够帮助自身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非洲国家也绝对不会和中国合作。

康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以人类的美好生活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以此为手段，这正是道德的体现。国家社会的物质繁荣并非人类的终极追求，而是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必经之路。如果中国与非洲调整自身融入其中，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在未来二三十年，中非经济交往实现“双赢”就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注：文中“安哥拉模式”以及“中非经贸合作区”数据及资料来源自清华大学唐晓阳教授新书《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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