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战胜日本？

有人说21世纪的中国能领导世界，或许这还言之过早，不过在此之前，中国人或许不妨来思考一下：中国的敌人是否就是日本？中国要如何才能“战胜” 日本？

中国曾经领航世界

其实，在甲午战败之前，“中国能否战胜日本”从未成为中国人思索的命题，而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也仍未敢挑战这个君临东亚两千多年，甚至长时间站在世界顶端的东方帝国。中国开始被欧洲普遍了解，起源于13世纪中叶。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远在欧洲之上的发展惊叹不已，这些震撼透过《东方见闻录》传回欧洲。只是那时的欧洲人起初还不敢相信，那遥远的东方，居然存在更为先进的文明。这本在后来影响欧洲数个世纪的巨著，也引导欧洲人走出欧洲，才有了后来的大航海与扩展殖民地的年代，不过中国的强盛还延续到康乾盛世，直到19世纪东西方文明正式冲突，中国的地位才从世界的顶端坠落。

鸦片战争是西方的“中心”大英帝国挑战东方的“中心”大清帝国；而甲午战争则是东方新帝国日本挑战这个古老的“天朝上国”中国。后者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分崩离析，也宣告今日中国年轻人喜欢叫的“小日本”取代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东亚的新霸主。笔者日前在甲午海战开战120周年之际造访了辽东半岛及威海等地，整个行程所参与的活动及目睹的一系列展览的内容，主调都是在诉说中国遭受日本凌辱的历史伤痛，在叙述对其后乃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影响部分并不全面。

无可否认，今日中国仍蔓延的“反日”情绪，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甲子前的甲午战争，加上后来的“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等近代中国的民族苦难史中，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人提出反思，为什么对凌虐中国不在日本之下的俄罗斯，中国人就“失去记忆”？为什么对日本不周全的道歉态度耿耿于怀，却不向以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中的欧美列强要求道歉？这里涉及到中国人对日本独有的复杂心态。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的签降仪式。

中国人不服日本人的文化包袱

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日本深受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现代日本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态度认真，广受世人称许。其实，这些今日仍传承下来精致的日本传统文化，大多起源于1400年前的奈良时代，而奈良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大量东传的时期。说当时的日本奈良文化是从大唐文化复制过去，并不为过。正因为日本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如今“学生”挑战并打败“老师”，从儒家伦理而言是“大逆不道”，因此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无法释怀，视日本对甲午战争及其后对中国的蹂躏为奇耻大辱。

不过，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人，并非一面倒地仇日，甚至在年轻精英阶层，对明治维新的成就大多抱持肯定的态度。那时的精英们所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被打败？”。为了寻找战败的原因，为了理解敌优我劣之处，一批又一批谦虚的中国青年带着向日本学习的心情，奔赴东瀛。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李大钊、周恩来、鲁迅、李叔同等在中国近现代发展中举足轻重的指标性人物也都在那个时候，选择远赴日本。那是中国历史上所掀起的第一波“以日为师”的社会热潮。

这次威海之行，笔者有机会参观甲午战争博物馆及根据原物复制的“定远号”，了解到当时清朝北洋水师的作战能力，并非样样不如日本。相反地，那时从德国购回的铁甲舰“定远号”与“镇远号”，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军舰。然而，为什么还会被日本打败？当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只需要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更需要的是制度上的变革与思想上的革新！这些精英的觉醒，为后来建立民国、兴起“五四”运动创造了条件。

中国“崛起”了吗？

日本在经历了惨痛的二战战败后，在美国的积极扶持与东亚冷战格局成型的影响下，重新站了起来。短短十三年，日本经济实力在1968年超越德国，直逼世界龙头老大——美国。而在东亚，则继续稳坐龙头的“一哥”地位长达一甲子。中国则经历了内战、分裂、新中国成立及其后长达三十年的政治动荡，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摆脱了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窘境。其后，经过了长达后三十年的高度增长期，中国成功地透过经济实力，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至此，“中国崛起”开始进入世人的视线。很快地，中国从“世界工厂”晋身为“世界市场”；而随着十几年军事预算双位数的增长，中国的军力也已跃居仅次于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同时由于海权意识的强化，外交上也逐渐地从“韬光养晦”调整为“有所作为”，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重振“丝路”、主办CICA安全论坛，再到倡议设立亚洲基建投资银行，中国正在以自己为中心，寻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亚洲安全与金融策略。“中国模式”的构筑，不仅是要与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对抗，更是挑战美国在战后建立的东亚秩序。

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出现许多国际新制度，这些制度也大多行之有效。“崛起”的中国如能提供人类一套新标准作为选择，本应予以鼓励与肯定。不过，“中国崛起”带来的另一番景象却是“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恐惧症”的兴起。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与社会制度上的改革远远赶不上经济起飞所带来的需求，导致世界看不到“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而在此不稳定期，中国一使力，就遭受外在极大的阻力，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与日本、越南、菲律宾摩擦不断；甚至近期香港和台湾与大陆关系的“不稳”也被视为“中国恐惧症”的变奏。

无论如何，“中国崛起”带动了中日两国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第二度国力逆转的态势，使东亚再次进入“中心更替”的过渡期，从上述中国内在问题的角度而言，引发日本恐慌并非难以想象。然而，中日两国近年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乃至一度面临战争边缘，除了中国还没好好展示新“一哥”的气度与风范外，自然也有日本方面的因素。笔者以为，其结构性因素，正是日本没有做好可能沦为“老二”的心理准备。

笔者曾自上世界九十年代初旅居日本二十年，有机会较深刻地了解日本社会的特点、制度的优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及主流社会对和平的信仰，深信中日两国完全是有可能友好的。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所经历的“蜜月期”对中年的中国人仍是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正因为对日本社会特质与国民性的观察与体认，笔者也领悟到“崛起”的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是日本社会最优胜的部分——软实力。日本国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堪称世界最强。垃圾包回家丢、在自助餐桌上摆着的手机相机回来安然无恙、沙滩席上放着的背包不会因主人不在而消失，这些日本日常生活上的“震撼”光景司空见惯。正因为在日本这些都是“常识”，因此才会出现2011日本大地震时灾民秩序井然那一幕让世界肃然起敬的光景。 中国要“战胜”日本，靠的不是经济与军事力量，而是如何让世界信赖的制度及让世人肃然起敬的国民素质。主张“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当年会见日本外宾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

然而，让人担忧的是，今天在“反日”的社会风潮下，年轻人虚心向日本学习的欲望大幅减低，着实不利急需提升软实力的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今日的中国人要战胜的，其实并不是日本，而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