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据《新快报》报道，东莞百余位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打出“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标语。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警方表示，目前有关部门仍无法统计具体数目，家长报的数目或有夸大。但当地政府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并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

被拐儿童或许真没有达到千名之众，但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假如真有如此众多的男童被拐卖，则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很可能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这样的产业，也和当地的黑恶势力息息相关。

一般说来，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与黑恶势力相关的产业往往不会很发达，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社会，存在各种乡社、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卖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但是，到了清末民初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急速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在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

在清末到民国年间，黑社会产业就相当发达了。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卖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时候，拐卖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卖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在那个时代，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人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人市的黑社会老大销售处理。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大以后卖给妓院。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仍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按地点、按单位索人，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连带着暂住证管理制度，也受到冲击。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恶势力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的黑恶势力，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恶势力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完善我们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人口流动，处于可以追踪状态。这种状态下，黑恶势力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也就可以控制了。（原题：改革社会管理方能杜绝拐带千名儿童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