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村土地管理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历史使命

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体系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大量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农业大发展、农民大增收、农村城镇化速度快速提高的问题。

应该说，这个权利体系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平衡结果，优先照顾到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但是，当中国的增长已经成为潮水之势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土地收益换位再分配而可以更高地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当土地收益偏转向农民的时候，这个利益可以扭转中国最薄弱群体大体量的经济需求，这个需求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将推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将推动新的商品消费市场的构型。在这个转变中，中央、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也都会成为受益者。所以，这个转型不是革命问题，实际上以中央的改革举措就可以实现这个国民收入和经济利益的整体调节——这个转型的本质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照顾到农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城乡利益体系性重组。

而且，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际，这个改革通道也就具有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可能！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城镇房屋的商品化改革。1998年7月3日中央政府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23号﹞，明确强调:“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同样，当下全球金融危机也警示中国必须有大的作为，才能对冲全球市场运转的风险，而其中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就是最理想的道路。

这个改革的战略框架至少包括四个部分:27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住宅和宅基地以及60多亿平方米的村镇公共建筑和村镇生产性建筑的商品化或流转问题；4亿亩左右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商品化或流转问题；五六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问题；18亿亩的耕地、1.77亿亩的园地、39.29亿亩的牧草地等的承包权历史运转和流转的问题。这四部分财产商品化或合理转让流转的问题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水平和程度问题。

与这个主题相对应，预计在未来5年内，改革也将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立法机构和城乡之间波澜壮阔地展开。在改革的推进中，中华民族经历市场经济的能力将得到全面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