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几个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无论是萨尔科奇，还是罗雅尔和贝鲁，均不具备前领导人密特朗和希拉克的“中国情结”，而且在人权问题上相对颇为执着。以此来看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情况也十分类似。从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後，德国对华政策便不再像科尔和施罗德时代那样“铁杆”。虽然德国依然将中国作为其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夥伴，虽然默克尔上任後首先访问的亚洲国家依然是中国，但德国开始寻求与日本、印度乃至蒙古的合作，以平衡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风险。

欧洲新领导人“中国情结”不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德国大选前就被舆论称为可能“亲美疏华”的默克尔，在对华政策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德国金融时报日前在分析於柏林召开的德中贸易关系研讨会时认为，近一两年来，德中关系正在“淡化”，“中国的官方代表们有这样的感觉：本届德国联邦政府没有像前任那样重视中国。”

法国的萨尔科奇，还是罗雅尔、贝鲁和德国的默克尔，都属於新一代的欧洲政治人物。与密特朗、希拉克、施密特、科尔乃至施罗德相比，他们如前所述，基本上没有“中国情结”。当然，老一代欧洲领导人的“中国情结”来自何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间除了其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外，不可否认也与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关。七十年代，中国在联美抗苏方面是西方的非正式盟友；进入八十年代，在西方眼中，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相比，是所谓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参与塑造了上述老一代欧洲领导人在其政治生涯上升期的中国观。

但今天新一代欧洲领导人，其上升期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冷战结束後蔓延在西方的是“中国崩溃论”。进入新世纪，由於中国崛起，原先的“中国崩溃论”又为“中国威胁论”所替代。但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折射了最近十几年中国与西方的国家的日益错综复杂的格局。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下，近年欧美之间就中国崛起问题加强了协调，美中欧三角关系不再呈现等边三角形状态，而呈现了中欧关系向欧美关系倾斜的态势。

欧美对华疑虑存在本质不同

但就本质而言，欧美面对中国崛起的所谓共同忧虑和利益，还是有其可区分之处。其间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其对中国的忧虑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全球战略竞争的眼光。因此，在美国对华态度中，有着两种不同的眼光或元素：一是就事论事的元素，亦即中国崛起在市场、能源等领域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包括心理冲击），二是全球战略竞争元素，亦即从防范中国未来可能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角度，来应对现阶段出现在中美关系中的每一个技术层面的冲突。

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的忧虑，基本上不具备美国式的全球战略竞争考量。欧洲在经历了千年烽火连绵之後，终於绚然归於平淡，以非一流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和军力，安享长久的和平、富裕、自由和民主。从欧盟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来看，欧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实体；至於未来，虽然欧盟有可能向着成员国部分上缴主权的欧洲合众国方向发展，但也不太可能重新成为一个如十九世纪那样的欧洲帝国。究其原因还是由於欧洲的文明和智慧已经跨越了“势力平衡”的战略对抗阶段，而进入一个以合作、双赢消弭潜在对手的智慧新阶段。

既然这样，欧洲对华的疑虑，更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亦即由於中国发展的迅速而在市场、能源和心理等层面给欧洲的冲击。出於本身的保护意识，欧洲在现有的欧美机制内加强与美的对华政策协调，但这不等於欧美两家对华忧虑的本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