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上从弥生时代以来，小邦众多，《汉书》和《魏志》都记载有百余国之多，其中较强大的有三十余国联盟体“邪马台”国(约57-247)，全盛期由女王卑弥呼统治。“邪马台”的日语古音为“Yamato”，《日本书纪私记》对此亦提出解释：“通云‘山迹’，山谓之‘耶麻’，迹谓之‘止’。……是以栖山往来，故多踪迹，故曰“耶麻止”。又古语谓居住为‘止’，住于山也。”如前所述，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已有话语，后来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记流行，只要同音，即可使用，初不在乎其字本义。所以来自大陆的“邪马台”也好，源于本土的“夜麻登”(《古事记》)、“夜摩苔”(《日本书纪》)、“耶麻止”(《日本书纪私记》)也好，所指为同一物事，只是表记符号不同而已。此外在表意上，除了“山迹”、“山止”之外，尚有“山门”、“山处”等多种表记，其后一字的发音皆为“to”，都表示邪马台国旁山筑城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人似乎接受“倭”或者“邪马台”等为其国名，一直到飞鸟时代(592-694)，在全面接受汉字、了解字义褒贬之后，国名称呼才有所改动。

飞鸟时代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593-628在位)和圣德太子朝廷，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并且比较完整地引进隋唐典章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通过完善官制(排定“冠位十二阶”)和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制定“宪法十七条”)，组建朝廷集权统一国家。到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推行“大化改新”，改革“国郡制”，进一步强化“律令制”，并完善冠位、礼法、户籍、土地、税收等制度，对外利用朝鲜半岛诸国纷争的局面，出兵干涉，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飞鸟朝廷投入42,000兵士和800余艘船舶，在朝鲜半岛洋面和大唐、新罗联军作战。对比当时唐、罗联军的12,000兵士和170余艘船舶，可见倭军兵力强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飞鸟朝廷开始滋生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意识，其最初的标志性事件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其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引起外交风波，隋炀帝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隋朝陷于出兵朝鲜半岛的战争，国力大衰，使东亚诸国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圣德太子精于汉籍，以“日没”喻隋朝，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显示飞鸟朝廷不甘于“属国”地位。炀帝虽然不高兴，但次年还是派遣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作为回访。《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于是回了一信，开端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语气虽然恭敬，但以“东天皇”对应“西皇帝”，平起平坐，据说倭皇自称“天皇”始于此信。

大概基于这种平等意识，飞鸟朝廷开始审视其认为“不雅”而近于蔑称的“倭”之国号。圣德太子一生礼佛，但他最为服膺的是儒学典籍《论语》，他从其中撷出“和为贵”一句，作为其“宪法十七条”的首款。“和”的音读“wa”，和“倭”完全一致，而其释义有“柔软”一项，日人训读为“”(yawaragi)，也和“倭”义相同，于是就被拈出替代“倭”字，成为新的国号。“大和”成了“大倭”的新表记汉字，“邪马台”的汉字表记也被“大和”替代，但保持其“Yamato”的训读。从《论语》而来的“和”字，于是成了日本的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日出之国”引申而出的“日本”开始成为正式的对外国号，并最迟在《日本书纪》成书的八世纪初开始广泛流行。盛唐张守节在723年撰成的《史记正义》里提到：“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应该有所本。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称井氏母国为“国号日本”。很显然，新国号“日本”最晚在八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

从“倭”到“和”，因此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赵坚 本文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