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平》讲述了一个朴素到极点的中国家庭故事

卓琳等人访谈录（3）

——亲情·儿女眼中的父亲

惦念家中亲人

邓垦（邓小平的大弟弟）: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直到1945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补选为中央委员嘛！1931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了，一直到1945年，相隔15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面非常仓促，那时候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他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见了几面，又分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没有接触，没有见面。直到1949年我进关以后，进驻西南的时候才见面。所以，弟兄之间接触的时间很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邓先群:他是1949年底就到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后来就有一个二野的人，到我们家里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到重庆了；又说，我们可以出来，让我姐姐出来上学，我也出来。后来我姐姐出来就到西南军大，我出来以后就上学，一直跟着我大哥。

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们家中。两个妹妹则被他安排进了革命队伍办的学校。

邓先芙:大哥就说:你们呐（开玩笑一样的），你们要先把脑筋洗了再说，你们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们就叫洗脑筋，叫我们要学猴子变人，改造思想。

待继母如生母

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5岁，虽是继母，邓小平依然如待亲生母亲一般孝敬。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是很尊敬的，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对我奶奶，我父亲倒是真的很尊敬，关系特别融洽。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该问的她问，不该问的，她就用眼睛观察，她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97岁高龄的夏伯根当时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她却在冥冥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2001年春，夏伯根老人辞世，享年101岁。

邓先群:那时候老祖已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认不出人了。虽然是老年痴呆，但她一直都还吃饭。奇怪得很，大哥去世那天，就从那天起，她不吃饭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这么搞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啊，最后就送到医院了，结果只有下食管。可能她感觉到了什么。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邓先群:大哥他很体贴照顾人的。你说他平常没有什么话，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他都装在心里头，你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除大哥、大嫂外，我是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当中（当然外来的不算）第一个入党的。那次就是他说，小姑姑可是我们家，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问一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在关键时候他都要了解了解情况。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邓小平夫妇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邓垦: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么外宾，他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他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

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地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看了屋子，到处看了一看，他说，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还带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

邓垦: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从不高谈阔论

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刚认识，谈不上订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卓琳:“发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家去。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就骨折了。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都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认真。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他特别喜欢小孩

邓先群: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他挺高兴的。

邓林:老爷子对我们孩子是很清楚的。每个人的秉性、个性、缺点、优点，很清楚。老爷子对谁都好。

邓楠:我们考大学都是妈妈决定。但是从妈妈嘴里我们体会到老爷子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希望我们学理工科。我们估计跟他的经历有关。

邓榕: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他都不管，从来不过问。我们报什么系都是跟妈妈商量。

邓楠:我报北大物理系是聂荣臻的主意。聂荣臻管科技，他说你就报考物理系。他比较重视理论，基础理论。所以我报北大物理系。

邓榕:哥哥学的是技术物理。

邓林:看看这个，小篮子，里面有两个大猪。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们五个孩子。孩子们觉得这特别好玩就买回来了，对爷爷说，爷爷你看，这是你和奶奶，剩下这是你的五个孩子。这四个小动物，就是我们家四个孙子了。有一个属老鼠的，一个属羊的，一个属牛的，一个属老虎的。

邓小平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他过生日时孙子孙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即将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责任编辑吴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