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县委书记情结

作者:边驿卒 杜宝俊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写下一篇《从政杂谈》。他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多次引用“郡县治天下安”阐述他对县委书记的期望：“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习近平的改革路线图里，县委书记作为中央决策最基础、最庞大的执行者，直接决定着中央政策的执行效力。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毛泽东时代的焦裕禄，是习近平心中理想的县委书记。他说，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在习近平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政治课老师念了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习近平深感震撼，流下泪水。

最近5年，习近平曾三赴兰考县。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亲赴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年8月，《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在全国发行。

2015年8月，习近平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在全国发行，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出版关于县委书记的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习近平的六篇讲话文章。这些文章都谈及了如何做好县委书记的问题，堪称一本“县委书记指南”。

为了方便官员理解和学习，习近平对这一标准进行了简洁的概括——“四有”和“四人”，即：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收录了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对在座的县级官员说，“我当过县委书记，知道县域有县域的特点，这里我想结合县域的特点强调几个实际问题”。

习近平说，当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岗位，有的人不当官品行还是端正的，人还是敦厚的，不会去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当坐上了一定位置、戴上了桂冠就不同了，他不主动谋私，但面临的种种诱惑和陷阱很多，被动的、被迫的、被忽悠的、被引诱的事情太多了。

对官场上存在的问题，习近平也直言不讳。“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是非常庸俗的。如果形成一些派系势力，就拉你入伙，不入伙就打掉你，所以很难清流。”习近平告诉官员们，“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出淤泥而不染，有莲花精神，也要有足够的智慧，要能对付。如果同流合污，最后终究会被淘汰。”

习近平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他反问道，“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

他批评了近年来一些官员的荒唐行径：这些年，从酒桌上倒下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的干部有之，连续几天“砌长城”而突发疾病的干部有之，“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荒唐行径被人把视频传到网上的干部有之，沉湎于不良嗜好被人拉下水的干部也有之，教训很深刻！有的是搞“仙人跳”，串通起来搞个美人计，套牢以后就要求给办事。

至于贪污腐败，习近平还晓之以情说：当个贪官，整天提心吊胆，幸福感也确实不高，而且很容易得心脏病，睡不踏实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在那儿打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钱怎么拿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只是当了个保管员。

习近平希望县里的干部实实在在，不搞假大空。他说，“我知道大家在县里当干部也有难处，上面这样那样评比检查很多，有的还希望下面多出政绩，甚至授意提供掺了水的数字。对这样的问题，你们要坚持实事求是。”

总书记与县委书记面对面

三十多年前，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做县委书记。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他说，“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

在正定期间，他向上级如实反映正定县情况，使得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万斤。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电视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习近平马上派人联系，很快达成协议。这一景区开创了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4个没有通路的乡镇，习近平去了3个，还有1个因调离没去成。其中寿宁县下党乡，习近平去的路上，“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因为明代冯梦龙（写过《警世通言》）曾在寿宁县当过知县，习近平感慨说，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

2015年1月，习近平，一位老县委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同200多名县委书记交流“县委书记经”。党的总书记与县委书记面对面交流，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座谈会突破了人们心中设定的政治层级，向外界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习近平的改革时代，县级政治主官的作用极端重要。

习近平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他敦促县委书记们要有担当，要意气风发。“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他列举了一长串古代的名人志士，从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到狄仁杰、包拯、海瑞，告诉县委书记们，他们“都在知县这个岗位上作出成绩、名垂青史”。

习近平还提醒县委书记们，“你们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

根据中央部署，从2014年11月起，中央组织部启动开展了新一轮县委书记培训，计划到十九大前将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轮训一遍。

表彰优秀县委书记指明正确成长路径

2015年5月，中组部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推选和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通知》，这是20年来中共中央又一次推选和表彰优秀县委书记。经省级党委推荐，从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中选拔出来102人，进行表彰。

6月30日，习近平与他们会面时说，“这次表彰，既是对大家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为了形成学赶先进、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让更多党员领导干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更好为人民服务，更好干事创业。党中央决定开展这次表彰活动，意义还在于为广大干部成长指明正确的途径。”

这102人中，50后只有4人，绝大部分是60后——84人，还有14名70后，最年轻的浙江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刚满40后。

表彰半年后，102位优秀县委书记已经有48人获得了晋升。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王宁升任副市长，已成为副部级官员。北京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作为省会市委书记，跻身省委常委也是时间问题。

20年前，中共中央表彰的100位优秀县委书记，有16人升至省部级，如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长杜家毫，陕西组织部部长、十八届中央委员毛万春。还有42人晋升到正厅级。仅有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1人腐败变质，十八大后被调查，领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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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诗琦

旬邑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近30万，贫困人口5万余。受制于地理历史条件，旬邑县自1993年至今一直保留着贫困县这顶“帽子”。与此同时，旬邑县的整体发展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旬邑县GDP为116.02亿元，增长10.2%，县域经济全省综合排名从2006年的64位提升至2014年的22位。

凤凰网专访旬邑县县委书记高玉峰，谈到了他对贫困县的看法。他说，贫困县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旬邑是革命老区，一个县就有3个革命烈士陵园，几乎家家都有亲人参与过革命，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也曾长期在这里工作。正因为这儿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必须使老百姓尽快脱贫。另一方面，他说，这几年旬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收入结构比较单一，老百姓比过去富裕，但是相对于周边经济发达地区，仍属贫困。

陕西咸阳旬邑县县委书记高玉峰接受凤凰网专访

煤炭工业是带动旬邑工业的支柱产业，旬邑县抓住了煤炭的黄金期，把煤炭产业做大做强。近年来，煤炭行业整体上不景气，煤价下滑、煤炭生产成本提高给陕西、山西等地煤炭资源县都带来严重影响。高书记坦言，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旬邑县努力为煤炭资源寻求出路，开拓渠道，稳定能源化工产业，另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医药食品产业，降低能源化工在工业产业中的比重。同时，旬邑县也在大力推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高书记说：“我理解的县委书记，就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比县委书记级别高的领导太多了，但是面对群众、影响到党中央政策落实，最直接的就是县委书记，岗位压力非常大。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县委书记级别不高，岗位重要。”

怎样做一个好书记？高玉峰的答案是：第一要忠诚，也就是总书记说的讲政治、讲规矩。第二要担当，地方的发展，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不论是经济发展、民生还是党风建设，该承担的责任要有担当。第三要干净，靠制度，靠人格，还要靠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凤凰资讯：今年，旬邑县继续列入国家级贫困县。旬邑县最早是在1993年被列为国定贫困县。在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地区主政，您的感受是什么？怎么看贫困县这顶“帽子”？

高玉峰：旬邑的贫困是由于过去的地理历史原因。这里虽然离中心城市不远，但是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好。

我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最大的感触有两个。第一是对革命老区的感受。我们有29万人，不到10万户，基本上家家祖上亲人都有红色经历，我们一个县有3个革命烈士陵园，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情况。旬邑为中国革命做出这么大贡献，如果我们还不能使老百姓脱贫，那就是失职。第二是感受到老区人纯朴善良，重德尚礼。举个简单的例子，房屋好点的农民家里都有对联，过去叫中堂，体现了厚重的文化积淀。说句玩笑话，县上招商来的企业，在外地还可能有抢、偷现象，在这里基本上工地都不用看，足见民风淳朴。

贫困县这个“帽子”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外边有人说，地方舍不得贫困县的“帽子”，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这几年旬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贫困“帽子”还是没有摘掉，是因为我们的收入结构还是比较单一。老百姓虽然相对过去是富裕了，但同周边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相比，还是相对贫困，定为贫困县名副其实。

我们是革命老区，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革命老区首先脱贫。更增加了我们的压力，也给予了我们更大的动力。因为有革命老区这个招牌，从中央到省市，都是关注的重点，安排项目我们也有信心了。譬如说六盘山片区的扶贫，譬如说陕甘宁边区老区的规划，都把我们的交通等各方面重点纳入改造计划当中。

凤凰资讯：旬邑县有29.6万人，这其中贫困人口有多少？今年具体减贫措施及成效？

高玉峰：旬邑目前有15638户52381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这几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积极实施移民搬迁、“三告别”（告别独居户、告别土窑洞、告别危漏房），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第二是产业扶贫。主要抓了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苹果，旬邑的苹果是2015年中央电视台评的“2015魅力农产品”，苹果种植面积50万亩，这是农民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每年收入的60%都来自于苹果和生猪。今年的苹果不是很好，去年好的时候，一亩地收入，差的6、7千，好的1万5。第二个，抓生猪产业。畜牧业和种植业融合发展，果畜互动。抓这两个产业的时候，苹果产业的新载苗木全部由县财政买单，农业保险这块除了省市补助之外每亩补钱25块，老百姓个人拿5块。今年苹果遭天灾，每亩地我们又补贴了30块钱，主要用于苗木、苹果的用药。

第三是教育扶贫。一个孩子在正常院校一年的学费大概是5到6千块，月生活费800到1千块，算下来一年大概2万块。我们鼓励机关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发动“一日捐”，一年一个人员捐献一天的工资，然后财政、慈善各拿一部分资金。按照每名大学生每年5千块的标准，可保证每年大概400名左右贫困大学生入学就读，贫困户里考上大学的基本都能覆盖。

第四是对口和社会帮扶。每个科级干部联系一个贫困家庭。每个财政供养单位联系一个村庄，一年下来也能解决几百万的资金。

第五是社会力量扶贫。由中国银行牵头，整合相关的十几家单位。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政府兜底”，这主要就是智力、残疾或者是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全县兜底的大概2000人，

今年这几种形式下来脱贫了1万多。我们想在2017年左右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些兜底的。有上级的支持，我们也很有信心。

凤凰资讯：2014年，旬邑县GDP为116.02亿元，增长10.2%，县域经济全省综合排名从2006年的64位提升至2014年的22位。旬邑县经济增长的经验是什么？

高玉峰：第一是抓农业。旬邑是农业大县，农业产值在三产中占到20%左右。农业产业规模比较大但是在下降，第三产业发展基本稳定，主要是工业搞上去了。但是，工业强县，农业和第三产富民。为了富裕农民，我们还是要抓第一产业。

第二是抓工业。工业有十年的黄金期，就是煤炭的黄金期。旬邑是全国重点产煤县，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把煤炭产业做大做强。

第三是抓第三产业。这块过去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因为交通等各方面比较薄弱。但是，旬邑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有宋代的泰塔和唐家民俗博物馆。更重要的是红色旅游资源，马栏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习仲勋、汪峰长期在这儿战斗，马栏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今年7月份的时候，陕西省委常委集体在这儿过组织生活。

去年高速路通了，今年1到5月份就完成了去年全部旅游人口的总量。现在陕旅集团、中旅集团等最近都在和我们洽谈。陕旅集团已经确立了，中旅集团正在洽谈在马栏投资。上个礼拜，八一厂的导演和秦时明月影视公司、一家韩国企业三方合资，来和我们洽谈在马栏做影视基地，大概投资一个多亿。

第四是抓民生。我们把过去黄金十年收入的80%以上都用于民生。这个县城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旬邑中学，也是政府投资最大的项目，硬件设施是在咸阳市是最好的，在陕西也是一流。我们的医院也是县城最漂亮的建筑，还有我们在基础教育等方面也大力投入。

县域经济排名不光是经济实力，民生也很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线电视入户率是一项指标。我们的集中供热，县城来讲是咸阳第二家，2010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在社会治安这块，我每年在县城访问抽查，最放心的也是这块儿，老百姓满意度非常高。做民生工作也是我们县域经济排名不断往前的原因。

凤凰资讯：煤炭工业是带动旬邑工业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煤炭行业整体上不景气，煤价下滑、煤炭生产成本提高给陕西、山西等地煤炭资源县都带来严重影响，旬邑县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如何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高玉峰：煤炭行业面临着看不到前景的低谷。中国煤炭的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前段时间我到甘肃去看了，一个800万吨的煤矿现在没有投产，就是因为市场不景气。另外就是环保压力。煤炭实际上量和价都在跌。为什么我感到压力非常大呢？关键因为我们的工业以煤炭为主，很单一。

措施上，第一是抓销售，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外出开拓新的渠道，调动一切资源。我亲自和企业到福建、河南、山东等地，和市场的用煤大户和有关职能部门衔接，发动各方面关系增加销售，“陕企用陕煤，咸企用咸煤”。第二是降低成本，技术改造和优化管理，减少政府收费，过去是吨煤35块左右的政府非税收入，现在是1块6毛钱。第三，企业抱团取暖，合作共赢。我的煤有东西两部分，有含硫量高的，有含硫量低的，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好煤配差煤，共同谋划，互相交流。

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下一步我们的任务有两个：一个发展煤化工，煤电转化。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国电投要在我的煤化工园区里投资2×10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项目，现在基本达成框架协议。中石化和陕西煤化集团在10月份的时候签了一个框架性协议，要在陕西投资建2X20亿立方的煤置天然气项目，基本达成意向在咸阳。这两个项目，再加上国电在这里有个煤矿还没有开发，煤基本上不愁销路。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稳定化石能源行业，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医药食品产业，降低化石能源产业在工业产业中的比重。

凤凰资讯：在招商引资方面，旬邑县的优势是什么？做了哪些努力？

高玉峰：第一个是发挥优势。一个地方招商的核心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旬邑的资源是红、绿、黑，红就是我刚才讲的红色旅游资源，马栏革命旧址；绿是60%的森林覆盖率，我的优良空气天数平均是330天，去年达到340；黑色优势就是煤化资源，煤炭、石油。

第二个是确定产业方向，制定招商规划。2013年的时候，我聘请了专业的团队，提出来做医药产业。局部地区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有柴胡等天然药，过去旬邑还有种植黄芪的传统，这个环境也适合。所以我们就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来招。今年谈了两户，海天制药和三正医药，一户马上要建成了，一户把地划出去了。西安面临着中心医药企业外迁的问题，现在有几家在谈，我们去谈的时候是，先看哪几家没有谈成，然后重点做工作。

第三个，交通。我们下一步要由交通的末梢成为交通的枢纽。去年通了咸旬高速，今年12月20号要再通一条菏宝高速。朝北咸旬高速的延伸线明年也将开工。现在旬邑的交通很方便了，东西南北全部贯通。

最后一个，客观的说，通过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干部的工作作风、思想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干部的劲头更足了。

凤凰资讯：维稳是对官员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考验。作为县委书记，您认为在今天应当如何化解基层矛盾？如何重拾群众路线？

高玉峰：我从事了多年信访工作。所谓的维稳，在县政府一级，没有过多的危害国家安全，主要问题是稳定。

我的想法，一定要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边。我这么多年主管信访，群众反映问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大概有50%的信访量都是这方面的，比如说交通肇事、因病致贫、上学难等问题。我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一件事情按照分工批出去，并要求将落实情况及时汇报，同时针对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整体性的措施，这就把40%到50%的信访问题化解了。第二类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群众反映村务问题，比如干部挪用资金。解决办法就是公开。公开既是对村干部的一种澄清，也是老百姓对村干部的监督。第三类是长期的缠访户、闹访户，涉法的，对这些就要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我一直在主张，政府依法行政，按照程序办事，老百姓也要依法维权，所以增强全民法治意识，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凤凰资讯：在从严治党狠抓作风建设的新常态下，有的地方出现消极怠政不作为现象，旬邑县干部的积极性如何保证？

高玉峰：旬邑这个地方，老百姓比较淳朴，官员也是一样，而且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官员一般也没有从事第二职业，非常珍惜自己的岗位，工作都很努力。

如何解决为官不为的问题？我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内因是解决思想问题。对党政干部，我提出教育加管理，上个礼拜我在“三严三实”活动研讨会上，强调要继续加强学习教育。今年我们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中，分了三个专题，每个专题安排两次讨论，这是第三个专题第六次讨论了，讨论非常实在。我在总结的时候要求大家，一是继续加强学习教育，解决信仰和“三个自信”的问题。二是党员意识问题，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章放在床头，时刻记起入党誓词。我讲到“咱们现在在座的，按照总书记的理论叫‘关键少数’。我们所做的，从党员、干部角度来说是事业，对个人来说是职业，干不好，你的职业道德在什么地方？”

外因主要是制度的制定执行。比如重大项目推进制度，我们每年的3月到11月，每个月有一次重点项目推进会。发改部门逐个项目跑进展情况，现场放录像，推进慢的部门来汇报为什么慢。所有的党委政府领导和人大政协的主要领导，再加上各项目建设单位，都要参加。我现在也加强了干部管理，请假销假管理更加严格。

另外，重大项目从谈成签约到落地建设，有专门的班子督促。再一个就是把前期手续往前做，更加规范化操作。客观地说，过去中国社会发展这么快，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部分基层同志是冒着犯错误的危险、拼着党性把工作往前干。现在各级追责比较严，比如说土地没有拿到手续以前，你不能动工。过去建高速路，没批下的，但知道是省上重点项目，就可以直接开工，现在不能了。有时候我们争取项目，宁愿先把环保保证金交了，尽量把手续往前走，减轻大家的政策风险压力，不违法，朝前做，保证按时开工。

凤凰资讯：对一个县委书记而言，哪项工作占据您精力最多？

高玉峰：经济发展。不论是总书记还是省委赵正永书记都讲，一个地方不发展，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做不上去，拿什么来补贴老百姓，民生如何来做？特别是我们资源县现在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镇痛期，发展压力非常大。去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要求两套班子同时运行，招商再加上干活。第二是党建这块，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教育问题，因为我心很急，这么多年，我总结，人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缺乏信仰。下一步，我的主要任务是抓发展，谋大局，谋方向，特别是抓党建，抓党员教育，把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按照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的越多越好，把敌人搞的越少越好。

凤凰资讯：作为县委书记，您的压力来自哪里？

高玉峰：压力还是来自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硬指标，今天没收到税，全县干部的工资就存在问题，压力主要还是在这里。

凤凰资讯：怎样理解县委书记这一职位，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

高玉峰：通俗的说，书记是地方的一把手，实质上，就是这个地方调动一切资源第一人，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关键少数”，我理解的县委书记，就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比县委书记级别高的领导太多了，但是面对群众、影响党中央政策落实，最直接的就是县委书记，所以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压力非常大。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县委书记级别不高，岗位重要。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班，全国两千多个县委书记在任期内都要培训，每次总书记都亲自去。

怎么样做一个好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很多，讲到做“四有”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还有“做政治的明白人，做发展的开路人，做群众的贴心人，做班子的带头人”。我的理解是，第一要忠诚，也就是总书记说的讲政治、讲规矩。作为共产党员、作为直接管理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最重要的就是忠诚问题。

二要担当，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地方的发展，组织交给我们了。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不论在经济发展、民生还是党风建设，该承担的责任一定要有担当。

三要干净，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心中四有”中的“心中有戒”。一个县政治生态的好坏，跟县委书记有很大关系，山西出了那么多的事，首先是用人的腐败，关键在县委书记这块。怎么样杜绝腐败？一是靠制度，二是靠人格，三是靠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反腐倡廉主体责任是党委，监督责任是纪委，我经常和大家讲，咱们要从自己做起，按照总书记说的，算清经济帐、人情帐，自觉接受家督，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务制度更加规范，不义之财你花都花不出去。

核心是这么三个，当然一个好的县委书记素质要求多了，比如说几大班子团结共事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能力要求，等等。通过工作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是做好一个县委书记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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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睿

琼海是海南省东部县级市，“博鳌亚洲论坛”所在地，也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岛作为旅游岛，对“候鸟经济”高度依赖。候鸟指以买房、租房或者旅游的方式来海南过冬的外地人。琼海经济对房地产的仰赖程度，一度高达90%，近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到了60%。

符宣朝接受凤凰网采访。摄影姚强

2012年7月由琼海市长转任市委书记的符宣朝，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硕士则读了经济学。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保留住原有的自然人文生态。10年前在德国法兰克福做访问学者时，眼见的欧洲小镇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融合景象，成为他主政思路的一个依托。

符宣朝表示，在调整产业结构，开展重大建设项目，如博鳌机场，琼海至文昌高速公路，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区等同时，琼海实施“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原则，维持好发展与生态的平衡。

怎样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或者地方书记，符宣朝回答，这个岗位责任很重，有一大帮人跟着受益或受害。县委书记能力有高低，但态度要端正。“不要给后代留遗憾，也不要给百姓留遗憾”。

产业结构艰难调整

凤凰资讯：外界提到琼海，可能先想到的就是博鳌这个城市名片，也看到资料显示琼海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计划，GDP有6.4%的增长，请你先介绍一下琼海经济增长的经验？

符宣朝：原来我们琼海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以房地产独大，最高的时候对房地产依赖程度达到90%，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做调结构，转方式。以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来调整产业结构，以旅游业为龙头，来发展壮大我们的现代服务业。使我们对房产的依赖程度从最高时候的90%，现在大概下降到60%左右，但尽管如此还是以房地产独大。短时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很重，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凤凰资讯：你刚才提到这个房地产业，14号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开会，提到现在全国要消化房地产库存。目前形势下，琼海怎么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就业压力？

符宣朝：从2012年开始，我们提出“三不一就”的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通过新型城镇化，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让农业转型，升级，同时发展壮大我们的旅游业，减少对房地产依赖的程度。对未来琼海的发展，我非常的有信心。第一个，我们这几年基础工作做的非常好，像基础设施，机场修起来了，琼海到文昌的高速公路，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亚洲论坛，等等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这几年有了突破性进展，所以配套的水平增强。

博鳌机场建设，实际上从真正开工到建成运营，预计不到10个月的时间。10个月的时间建好一个机场。刘赐贵省长讲，叫做创造海南经济大特区的新的奇迹。现在博鳌亚洲论坛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所以我们一个小的县级市，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扛起了我们国家发展战略中“琼海担当”，这么说还是不为过的。

“互联网+农耕小镇”

凤凰资讯：你刚刚也提到“三不一就”，能不能请你谈一下，“三不一就”的理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符宣朝：我们的“三不一就”，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实际上是很通俗的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隐含着很深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思考。

比如树不完全特指就是树。田，实际上是指自然资源。不拆房，老百姓的房子，也是借着这个房，体现了我们的发展理念。以不砍树来隐喻我们保护生态，不占田，因为它是自然资源的禀赋，隐含着我们敬畏自然的理念，不拆房，就是和谐发展，让社会和谐，让老百姓和谐。所以这里面隐含着这三条红线，保护生态，敬畏自然，和谐发展。

凤凰资讯：昨天去两个镇看到是“互联网+农耕小镇”，互联网+农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为什么要做互联网+农耕小镇？

符宣朝：对于农副产品来讲，传统的推销形式难度确实很大，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互联网+农业，从原来的这种运销形式变成了加电商之后，就能够很迅速的让我们的产品广为人知，我们的潭门镇旅游工艺品的销售，原来网上销售不到10%，现在网上的销售已经超过实体店里面的销售了。大路镇是农业小镇，大路的莲藕、大米，还有番石榴，这一年多的时间，销售量都是翻番的。

另外，通过返乡创业，慢慢地把年轻人又吸引回空心化的农村，比如说潭门镇，近两年的时间，返乡就业有1万1千多人。现在琼海出现什么呢，不是完完全全往城里走，而是大家争先想着逆流回到镇里，回到村里。

农民返乡就业的现象很可喜的，我们原来的空心村，空巢村，很多社会问题，家庭不和谐问题都是由此引发的。我一直都在想，一个人在当地就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背井离乡，也不会别妻离子的，现在返乡就业之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社会问题彻底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不是保证每一间房子不拆

凤凰资讯：习总书记说过维权就是维稳，维稳也是对我们执政者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你刚才提到的“博鳌奇迹”，这么快的速度，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怎样处理？

符宣朝：我们的发展理念中的其中一条就是和谐发展，在重大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征地拆迁的事情，刚才说不拆房，不是保证每一间房子不拆，重大的公共服务产品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必须要涉及到房屋的拆迁，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做到老百姓尤其是农村，拆迁之后比拆迁之前，生活的条件，生活的品质，和生活的幸福指数更高。

社会不能够因为发展使得两极分化，或者使城乡居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接近，分不清彼此的时候，就越来越和谐，总的一条就还是总书记说的那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吃饱没事去提什么意见，去闹什么矛盾，去搞什么上访。

凤凰资讯：你之前是做市长，由市长转任书记，这么一个工作岗位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心得，不一样？

符宣朝：这两项工作的话角度不同，目标一致但角度不同，市长更多的是抓落实，书记更多的是想大事想方向，所以如果要说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岗位上市长可能要亲力亲为一些，书记更要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动脑可能比动手多一些，市长可能是动手比动脑要多一些。

红色娘子军是琼海的独特气质

凤凰资讯：我昨天问了一个镇书记说，在基层中女干部差不多能占到三分之一，总体是这样的比例吗？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中的讲解员，在介绍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摄影姚强

符宣朝：对，这说明了第一我们使用干部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岗位的需要，不分男女，不分性别，不分出处，只要是能力适合于岗位的需要，我们就会使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也从另一个方面角度来讲，琼海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

凤凰资讯：精神遗产？

符宣朝：红色娘子军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从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红色娘子军这种不怕牺牲，勇于争先，敢于奋斗，这样的精神侵润到琼海人50万老百姓的骨子里头去。

通过红色旅游，比如说把我们红色娘子军所在的阳江镇，按照红色文化小镇来进行改造，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的丰富充实和提升，比如说我们在阳江镇的那个中共海南特委一大召开的地方，我们现在进行重修，包括对红色娘子军的史料搜集整理等等这些方面，从旅游，教育后代，激发发展斗志上来讲，这确实是一面很伟大的旗帜，要一直高举，要一直弘扬，而且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所以她们很骄傲，我们的女干部会说，我们是红色娘子军的后代，我们是新一代的红色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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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江西 张愉

80多年前，红军在江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是著名的茶叶之乡，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在现任遂川县委书记张平亮看来，基层民生的问题乃是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遂川县已经实现了全民免费公交，还在全省率先实行免费公墓和免费火化政策。

凤凰网：习总书记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作为基层一线的父母官，您觉得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县委书记？

张平亮：我的感触很深，遂川是原中央苏区县、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县、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由于各种原因，遂川的发展基础还很薄弱。我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始终认为合格的县委书记，首先把好“心中有党”这个“方向盘”，坚持把忠诚作为第一信仰，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带头做牢记使命的“明白人”；坚持把民生作为第一追求，“心中有责”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清白人”。大家眼中的“一线总指挥”，其实要克服困难，真抓实干，既是带领群众脱贫的“领头人”，又是作风建设的“打铁匠”。

凤凰网：您介绍中提到遂川县是属于原中央苏区，扶贫攻坚是项重要工作。中央对这项工作也很重视，提出到2020年所有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您作为遂川县的一把手，觉得政府怎么样扶贫，老百姓才会欢迎。

张平亮书记参观茶园。

张平亮：我现在的工作时间里，和扶贫直接相关的已占到1/3以上。遂川县60万人口有2.26万户7.4万贫困人口，全县还有3.1万户农户居住在土坯房中。实实在在地说，对于扶贫，我们要先解决“四个一”：让每户贫困户有一套安全住房，有一项稳定增收和致富项目，掌握一门就业或农村实用技术，有一个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园稳定就业。扶贫工作要做到精准扶贫。遂川县山多田少森林覆盖率高，但生态底子厚，是著名的中国名茶之乡、中国金桔之乡、中国板鸭之乡、中国油茶之乡。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传帮带在扶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遂川县的一个做法就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经有315家。在我们的高塘村，有一个贫困户叫梁华中，种了4亩茶园。他所在的汤湖镇牵头成立了茶叶合作社，依靠合作社的技术指导、统一销售，梁华中说种茶没那么难了，目前已有2亩进入采摘期，加上分红，今年茶叶收入能有1万元。国家把发展经济的各类优惠政策向革命老区倾斜，比照享受西部优惠政策，这是我们的福祉。遂川县现在正通过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做到扶贫资金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现在贫困乡村基本形成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

凤凰网：作为一名在基层扎根多年的一线干部，您有什么宝贵的内容可以分享。

张平亮：我还记得我到遂川县之初，曾碰到过困扰当地百姓生活的一些问题。当时我们持续开展好“干部夜访”活动，及时把一些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就应该敢于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叫板”。只要是对群众有益的，只要去和群众推心置腹、诚恳交流，只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地推进，就可以找到方法，解决问题。县一级的工作繁复却无小事。作为领导干部，心中要有责有戒，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要授之以利，脑中要懂得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教之以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办群众得实惠的事、做群众信得过的人；要立之以信，脚下要踩着泥土接上地气，与群众打成一片，做被基层群众信赖的干部。要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聚焦民生力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上狠下功夫。现在在遂川县城，只要一招手，就能搭上全民免费公交，遂川县广大市民能普遍享受到便利的公共服务，还在全省率先实行免费公墓和免费火化政策，我们的体育馆也是全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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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网主笔 陈芳

“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年了，为什么兰考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还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路线走偏了？”去年5月8日，县委书记王新军在兰考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直面问题，发出“兰考之问”。

作为习近平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焦裕禄精神发源地，兰考一举一动在舆论聚焦之下。一年后，“兰考之问”是否有解？11月24日，凤凰网独家专访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共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从县域发展、基层治理、党政建设方面寻求兰考之变。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

高科技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凤凰网：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增速放缓、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作为中部发展中的一个县，经济发展走什么路？

王新军：兰考县经济这几十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去年我们县财政收入达到11.3亿，在中部地区迈入了第一方阵，但截止到2014年5月，我们还有7.9万贫困人口。总体来讲，兰考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处在爬坡过坎、弯道超车这么一个特殊时段。实现弯道超车会受到各种限制，又赶上全球经济低迷期，增速放缓可能带来一系列就业问题。

现在发展工业，要符合中央提出的绿色、协调等理念。首先，我要考虑就业，谁都知道高科技对GDP贡献大、利润高，但带动的就业少，带动普通老百姓致富的能力小。一些大城市，可以考虑高科技产业，像我们基层特别是兰考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得首先考虑就业问题、考虑脱贫问题，科技效益和劳动力效益必须兼顾，这就是协调发展。

第二，上企业的同时要考虑环保和土地问题。目前我们的做法是集中在县城发展一个产业集聚区。不然，这里一个工厂、那里一个工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土地不可持续、治污也是问题。产业集聚区主要发展大企业，还有很多中小微企业在农村，类似家庭作坊式，本身对土地不造成多少新的污染，还能带动就业，也是产业链一个必要的补充。

凤凰网：为什么过去没有做到像现在这样注重协调、绿色发展？

王新军：那时有发展饥渴症，赶紧把GDP搞上去、税收搞上去、老百姓的工资搞上去，就是简单的物质概念。毕竟过去有GDP考核这一指挥棒，地方官员的前途与此直接挂钩，发展的冲动是不可避免的。

十八大之后，县以下取消GDP考核。现在省里对我们、我们对乡已经取消了GDP考核。

凤凰网：取消GDP考核后，压力有减轻吗？

王新军：取消GDP考核，我们觉得发展压力更大了。为什么？以前，不管什么办法，发展起来，有了GDP，就算过关了。取消GDP考核后，是一个综合体系的考核，逼着你去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约束更多，就得下更大的功夫。

保证老百姓利益就不会有拆迁征地矛盾

凤凰网：过去拆迁一直是激化官民矛盾的敏感问题，我也听到过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对钉子户的无奈。我去兰考农村，了解到正在对农村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在过去可能因担心引发矛盾不敢动。兰考是怎么做这项工作的？

王新军：城市拆迁改造和农村拆除违建还不太一样。城市里的房子，破归破，但是老百姓合法的房产，让老百姓拆迁必须合着他。过去为什么拆不动？因为利益没有分配好，两平方米拆了买不了一平方米新房子，强迫他去改善条件住新房子，他不愿意。

现在的拆迁充分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不管新房旧房，保证每家50平方米的安置房，拆一补一。想要更多面积，用货币法安置，你按照市场价购买。此外，位置、楼层让他们挑，包括提供装修服务等，总之，你得保证老百姓的基本利益，这个矛盾自然就化解了。

农村违章建筑的拆除，首先它是违章的，明知道那块地是路边公地，把路坑、路沟、排水沟填起来，拉个院墙，盖个门房，成了自家院子。这里有过去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但不能说管理不到位就可以胡来，也不意味着现在不去管理。好比警察睡着了意味着允许偷吗？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首先讲道理。拆除农村违章建筑，第一事出有名，占理。第二，是维护全村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再一个，如果有党员干部带头拆。拆除之后还要及时规范，不能只拆不管，要把路灯装上去、绿化跟上去，让老百姓看到拆了之后比原来好，下一步，我们还要确保道路畅通、打造绿色廊道。

说实在的，能在路边占房的都不是村里老实巴交的人，是有点胆量甚至是刺头的，这种人在老百姓中威信也不太高，占绝对比例10%都不到，占大伙的道，90%以上的村民心里是有意见的。违章这些情况，老百姓心里都清楚，但他会说怎么光治我？做工作时，只要违章咱都拆，不能有任何人搞特殊。在基层做工作，一碗水端平，历来多来年中国老百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给利益的时候要公平，让老百姓割让利益的时候也要公平，这是由中国文化氛围决定的。

基层治理关键在落实民主

凤凰网：去年您曾发出“兰考之问”，指出过去上访不断、社会矛盾不断，这一年在基层治理层面，兰考有怎样的探索？怎么化解基层矛盾？

王新军：基层治理方面，兰考先行探索了四项基础制度：

一是完善和落实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制度，保障群众民主权利。通过“四议两公开”，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老百姓自己的事让村民自治，牵扯到公共利益，比如修路、乡村清洁工程等，让村民讨论决策，完了监督执行，还要公开。

二是矛盾调解化解延伸到乡一级村一级，发挥各种调解员、老干部、老党员的作用。好多事情邻里之间就是斗一个气，要让老百姓有地出气，有人给评理。矛盾要化解在初始和萌芽状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原则上矛盾就不能出县。这样群体性事件就少了。

三是完善和落实基层便民服务制度，贯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我们搭建了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将县里的服务中心往乡里延伸，村干部给老百姓代理，我们保证每天都有村干部值班。村民办事方便，不用来回跑腿磨破嘴皮子。

四是完善和落实基层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制度，纠治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苍蝇式”腐败是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最直接的感受，怎么解决？让老百姓监督，县乡两级督查监察。

乡治理好了，县里80%的问题都解决了，县解决好了，天下就安宁了。群体性事件往往都是一个个具体事件发酵，加之社会不公现象、舆论引导不够，以及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以讹传讹，村民情绪被煽动起来，演变成大事件。

凤凰网：农村老百姓对“苍蝇式腐败”是比较明显的，去年的反腐力度比较强，兰考在基层反腐方面有怎样的措施？

王新军：今年四月在河南安阳，歧山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有幸参加并作了发言汇报《拍苍蝇要跟上打虎节奏》。

首先，思想观念上不能护短，不能说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就护短，首先认识上重视不护短，对基层干部发生违纪、腐败问题零容忍。

第二，靠对基层全方位的监督监察，我们成立了巡查组，延伸到村主要干部，及时处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今年兰考县处理干部130多人，80%在农村，去年六七个被判刑，对基层干部震动很大，从风风光光的村干部一下进了监狱，出来后可能就没脸见人。

此外，针对一些干部借操办红白事敛财、互相攀比等现象也采取一些措施。现在农村这种现象很普遍，社会风气坏了，有钱的铺张，没钱的也要跟着铺张，有些人打肿脸来充胖子，浪费很严重，不少村民对此现象也深恶痛绝，但大氛围如此又没办法。去年我们在农村搞了红白理事会，设立一套规矩，谁家办事向理事会申请，报告办几桌、菜多少、烟酒不能超过多少钱。有钱也不能铺张，这是社会风气问题，现在农村这种风气基本刹住了。县城里也不能借机敛财，其实越往上这种风气越不好，这涉及到扭转社会风气问题。我们有一个工商联党组书记，就因大操大办红白事，受到撤职处分。

凤凰网：关于基层民主推行了很多年，村民的积极性是否够高、民主意识是否培养了起来？有不少声音认为我们的基层民主流于形式。

王新军：过去基层民主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干部觉得束缚手脚，二是老百姓觉得流程复杂积极性不高，因此，出现了流于形式和不规范的民主，有的地方坚持的好，有的地方坚持不好，甚至流产。

兰考县城新区，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做努力。

去年以来，我们把基层民主认认真真抓起来，关系村里的大事必须让老百姓参与表决，保证老百姓的决策权。这个过程中农民民主意识在觉醒。对村干部而言也是好事，比如要集资打井，如果没这个程序，村干部发动村民捐钱，就成了乱集资，可能还会受到处分。此外，极少数人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解决。

过去没有这项机制，乡里压着，工作又必须干，只能靠强权或歪门邪道，对少数人打着民主权利损害大多数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事情又毫无办法。现在，通过民主的办法，指导群众自主决策，该干的事让村民自己定下来，个别人不愿意的少数服从多数。

凤凰网：村干部其实是不领工资的，靠并不高的补助维持，又有一套自己的选举体系。对县乡基层政府来讲，村干部的积极性靠什么保证？怎么确保村干部传达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

王新军：首先，根本上你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干部，还要进行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和宗旨意识教育，首先为民这一意识得确立。

第二，还得关心村干部的基本权利。给老百姓天天忙活，一个月就挣几百块钱，还不如出去打工，这个问题也是很实在的。因此要提高他们的薪酬。我们兰考今年就比去年翻了一番，村支书每月1000元，村长每月800元，其他委员每月600元，其实还是不够，还要随着我们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到以村支书为标准，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这样他就是什么工作不做，单做群众工作，积极性就起来了。

我们去年拨付两千万修缮改建村级两委，一年每个村给一万元活动经费、五千维修经费。还要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

总之，基层干部要做把工作做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自身的办事能力，二是要有经济支撑能力。此外，还要从县级层面考虑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怎么实现县城到农村的延伸，比如基础网络、医疗服务、社会事业等，都要往农村延伸。中国很多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农村空心化，生活条件差。但说到底中国国情决定，即使再发展城镇化，也还会有50%的人住在农村，不能一直让农民生活条件这么差，还得考虑城乡均衡发展。

可以允许失败，但不能容忍当太平官

凤凰网：兰考提出要加快建设“改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综合试验示范县”，具体如何打造？在一些地方出现怠政不作为、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兰考县是怎么破解这些问题的？

王新军：一做改革创新的表率：新时期跨越发展，我们面临诸多难题，必须有迎难而上的勇气，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创新的过程就是试验的过程，可以允许失败，但不能容忍当太平官，将改革创新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考核。

二要如期脱贫，我们计划明年如期完成全部脱贫的任务，这样我们比国家给的脱贫期限提前四年，对此我们有信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至少提前实现小康，从一个贫困县到一个率先小康县，这不容易。我们自加压力。

三是争当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

工作谁干？不是吹出来的，需要我们各级干部干出来的、需要靠干部带领老百姓干出来的。

兰考各级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调整得比较好，我们住村工作组干部礼拜天、节假日不休息，有的半夜还在工作，省里的工作组看到之后也说兰考的干部真是玩命在干。这是事实。

凤凰网：今天的改革和80年代相比，似乎不是那么容易见成效，社会的预期也不像过去那么高，作为县一级官员，怎么看今天的改革？

王新军：80年代的改革源于压抑太久了，大家都有改革的冲动，革除弊端势在必行。而且那时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容易见成效，也能得到更多拥护。

现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再调整，必然会遭遇既得利益的惰性力量，毕竟这部分人不会像过去那么主动。

今天自下而上的改革，相较过去，对发展的决定作用没有那么明显，出的力不少但成效未必明显。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有轻重缓急。当年一改就灵，现在没那么容易，老百姓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就需要顶层设计，需要自上而下，这就不能冒进，需要通盘考虑。

顶层设计有了，能不能完全推到基层去？还要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尊重基层干部的实践，越往下应该允许有适度矫正。

我们兰考因为有焦书记精神的传承，干部的觉悟整体是很高的。作为总书记联系点，全国都看着呢，把兰考捧到天上去，来了一看怎么你这还破破烂烂的？脸上不光彩，人都有一种荣誉感、自豪感，所以这是一种压力，逼着自己赶紧改变兰考面貌。

改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转变

凤凰网：十八大以来，无论反腐也好四风建设也好，其实根本上是要净化政治生态。听您前面讲，还要净化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怎么转变？

王新军：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一个党性回归和政治生态再造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态被破坏了，良莠不分，有些人就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了，也可能在思想深处还有忠诚，但体现出来的让人感觉不到。另外信念上也有一些动摇，有模糊和松动，现在要做的是回归到共产党员的本质。

社会风气需要由党风、政风带动，特别是党风，党员干部带头廉洁自律、崇尚节俭很重要。过去和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有成效，但在带动社会风气方面效果还不明显，比如一些土豪，挥金如土，拿他没办法，这是我们无奈的地方。但相信随着政治生态的改善，党风政风的改善，一定能带出好的社会风气，那时什么都是自然而然的。

凤凰网：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

王新军：做一名县委书记，尤其是在兰考做县委书记，首先要忠诚，县委书记是领头羊、一线总指挥，如果政治上不坚定，做的事就歪了。根歪了树就要歪，一个县的发展就要偏。

第二是责己，几十万人都看着县委书记，你要时时处处，给同事下级做出表率。要有号召力和话语权，就要先管好自己。

第三要有为，必须干成点事，让老百姓认可的事。不能在一个地方三五年涛声依旧，那是混日子。

另外，接过这个接力棒，就必须扛好大旗，兰考的县委书记必须是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人，做不到这些，老百姓就有理由把你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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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网主笔 陈芳

丹寨县，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仅有17万多人的小县城，却也是多年国家级贫困县。

从贵阳到丹寨，一路都是山。从丹寨县城去往排调镇高峰村，更是望不到头的大山，这个还不算最偏远的村距离县城80公里，一路下来五六百个拐，不时还有塌方。就是在这样的深山里分散着数百村寨，人均耕地不足0.5亩。

中共丹寨县委书记侯美传告诉凤凰网，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但一方水土富不了人。

十三五期间，从中央到地方打响扶贫攻坚战，对侯美传来讲，这也是当前最大任务。

进入丹寨县，“以新状态面对新常态”、“没有丹寨解决不了的困难”的广告牌格外显眼。对这样一个没有资源的西部县城来讲，侯美传说唯有靠干部的状态、干部的拼劲与公开透明的服务吸引外商。

贵州丹寨县委书记侯美传在扬武敬老院与老人们共进午餐。

12月7日，凤凰网主笔陈芳专访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共丹寨县委书记侯美传，以下为访谈实录：

丹寨县为何多年无法摆脱贫困县帽子

凤凰网：丹寨县一直戴着全国贫困县的帽子，为什么多年摘不掉？作为县委书记，怎么看这顶帽子？

侯美传：讲实话，贫困县之所以贫困有客观原因，丹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一是贫困程度比较深，自然条件恶劣，相当地方不适宜人类居住，人均耕地面积0.45亩，基本是靠天吃饭。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这方水土富不了人。

二是老百姓特别是贫困群众文化素质不高，致富创富能力比较弱，2013年统计我们有53900贫困人口，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占53%，大多没有致富技能，且年龄偏大，都不敢出去打工。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是多年因病致贫，农村一个有病的家庭，一般医疗支出是两到三千，除了大病报销，其它还要自己拿钱，长期有病的家庭负担非常重。

最根本还是县域经济带动能力不足。如果全县经济总量很大，有大的产业支撑，公共支出和大量就业就能把全县带富。丹寨县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县，没有什么大企业，就是几个小茶厂、面条长、小建材厂。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要找到新的产业发展，找到新的平台来助推大发展，才能带动老百姓脱贫，通过以工补农、以城补乡来实现脱贫，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奋进，但还要有三到五年时间才能见明显成效。

就是这么个客观条件，不是我们愿意戴贫困县的帽子。当然，实话讲，这个帽子有没有用？绝对有用，一是得到贫困县国家转移资金，二是扶贫项目资金，用这些资金来助推老百姓搞产业、搞项目、搞基础设施。如果摘掉这个帽子，所有的扶贫资金不来了、项目不来了，老百姓更穷。

中国的扶贫压力在哪里呢？有一个脱贫标准，从过去的人均800元到1200，到现在的2300，考虑到物价，去年应该是2736元，贫困标准在不断上调，按照原来的标准脱贫了，但是按新标准又进入到贫困县了。实话讲，本身这两千多块钱并不能让他富裕，一个月平均下来两百块钱，城市里在外面吃一顿好点的饭就没了，这些标准还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

贫困县这个帽子的摘除需要社会力量，不到农村感受不到农民穷，感受不到农民辛酸，就像你去的高峰村，看风景很好，住两晚上和农民一起生活一天，就能感受到责任大了，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不是搞个平均数达到2300元就完了,扶贫绝不是形式主义，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责任，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

八个“到村到户”确保3.39万贫困人口脱贫

凤凰网：丹寨县还有3.39万贫困人口，今年力争要减少一万人口，能做到吗？

侯美传：今年的脱贫标准是3087元，我们相当一部分人目前实际收入在2600-3000之间，差几百块钱，这些人用产业、医疗、民政或移民帮一把就脱贫了。光移民我们已经转移两千多户，再加上园区就业和外出打工的一部分，不成问题。

但是越到后面越难，两千以下的还有两三万人，这是硬骨头了，怎么来啃？压力更大，责任更大。

凤凰网：对于剩下的这些硬骨头，你的脱贫思路是什么？

侯美传：半年前我们丹寨县就搞了“八加一”扶贫计划，社会扶贫加八个“到村到户”。

一是党建扶贫到村到户，就是干部帮扶到村到户，我们动员了将近2500个干部帮扶七千多贫困群众，动员了一些企业帮扶480户贫困户，又动员1900个老师帮助6000多留守儿童。还包括向村里派第一书记和工作组，乡里成立扶贫办领导小组，强化整个力量。

二是产业扶贫到村到户，整合农业资金、项目资金，带动贫困户致富，诸如黑毛猪养殖、茶叶种植、中药材种植等。

三是基础设施到村到户，加大水电路建设，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我们负债两个亿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还有些847个自然寨没有实现，还在努力。80%的村通了自来水，有些是接山泉水。闭路电视有些接收不到，这个我不回避，我算了一下这一项基础设施覆盖到每个村，就要六千万，我还做不到。

四是教育医疗扶贫到村到户，每个贫困家庭小孩，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都有一系列的帮扶，包括利用国家政策和动员社会力量捐款。医疗卫生到村到户，通过新农合、大病救治、民政补助，让每一个生病的农村家庭都能够看得起病，不至于破产。但这一项农村还有负担，因为有些药有些费用不能报，现在综合比例只能达到77%，目标要达到90%以上。

五是社会帮扶，整合像万达、茅台等所有落地丹寨的企业去帮住建基地，让农户到企业来就业，同时可以收土地租金。

六是就业扶贫，进行劳动技能培训，组织农民外出打工。

七是生态移民，我们已经建了三千多套房，即将竣工的还有两千多套，移民出来再打工做点小生意或者创业脱贫。

最后是民政兜底，对五保户、特困户、重病户、重残户，用民政兜底。今年我们低保费用提到一个人3180元，我们还建了七个养老院，都把所有五保老人养起来。

我们通过“八加一”形成一整套扶贫模式，想把丹寨的扶贫抓细、抓实、抓到位。

成为城里人是任何一个农家子弟的梦想

凤凰网：昨天我在去往高峰村的路上感慨，贵州到处是山区，农村非常分散，村与村、村和寨之间相隔很远，距离乡镇县城几十公里，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另一方面农村又面临空心化问题，有没有类似搬迁更合理的办法？

侯美传：贵州扶贫走了几十年，也在摸索，最彻底的路其实就是生态移民。

你到了高峰村知道，对我们农村人来讲，梦想就是成为城里人，这是任何一个农民一个农家子弟的梦想。他为什么进城打工，就想成为城里人，不想在那一亩三分地上犁田种谷、喂牛喂马喂猪，那不是他的梦想，也不是下一代的梦想。城镇化承载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下一代的梦想。这个梦想怎么实现？原来我们探索得不多，现在有了好的移民政策，可以变为现实。

凤凰网：以前为什么无法实现？很多还是需要上面政策？

侯美传：原来补助很少，一家给两千五千，太少，搬不动；而且还有指标，给你50户，你就只能做50户。现在是举国家之力来搞生态移民，国家准备拿出六千亿资金一次性移民一千万。

全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国家兜底2000万，产业就业扶贫3000万，1000万就要通过移民实现彻底脱贫。贵州是最需要移民的，地处深山区，村寨分散，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太大，架个电、修个路几十公里，干什么都难，而且风险很大，下回雨又垮了，还有不断的塌方，涉及到后续维修成本，这是最适合搬迁的。

搬出来到县城或县城周围，出去打工或就近打工，就成城里人了，这一代虽然很辛苦，可以说是创业的一代，但下一代不一样，读书全部在县城，能享受城里资源了，转成城市户口，社保医保养老也能享受城市待遇，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城里面总是比农村好。

因此，生态移民这一块是我们最用心、最花精力、也是效果最好的，这也是最能够阻断代际贫困的一条捷径。    

扶贫绝对不能简单发钱发物要避免养懒汉

凤凰网：我听到基层干部讲，过去扶贫很多是给钱给物，效果并不明显，还可能培养出依赖思维。丹寨目前很注意这一点，今天的扶贫怎么避免养懒汉？更多激发农民自生动力？

侯美传：养懒汉这种机制不能形成，这是最怕的事情。送钱送物慰问性的贫困，原来确实有。现在我们更加注重农民致富的主动性，要把他们内心想致富的内火力调动起来。如果他都没有这种内火力，就想躺在屋檐下晒太阳，等着你拿钱来，永远脱不了贫。你今天拿钱，明天他吃完了，再过三天又来了，我们曾经遇到不少这种人。

扶贫绝对不能简单发钱送物，还是要激发他们内生动力。我只要到村里，就要开群众会，发动激励村民，不是我逼你，你要主动，但是我要教你算好帐，告诉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

上个月我们一次性移民1050户，一家一套50平米的楼房，政府出一半，农民自己出一部分。移民以后，要自己想就业、得找活儿做、得供孩子读书，不能等靠要，也不能指望政府全部提供公益性岗位，政府也不可能拿这块来填。

这一点我们很重视，也很头疼。现在任何政策都不是轻易下去的，包括省里出台很多补助很高的政策，我们都比较谨慎，担心是不是把他养懒了。原来有个县就是简单送房子，你要进城我送你一套房子，我们不赞成，你让他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任何主动性，去捡来一套房子，这种模式复制不了，一个村子解决了，还有一百多个村怎么办？这种导向不行，政策按市场的模式来做，该帮的政府要帮，但不是全包。

不能以大城市标准来看贫困地区教育

凤凰网：丹寨县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采取撤校合并集中办学模式。昨天去高峰村的路上，碰见不少走路上学的学生，最小的五岁，走路2小时到学校，而且他们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寄宿。是否存在路上安全问题以及亲情缺失问题？

丹寨县一所中心小学。丹寨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实行撤校合并集中教学模式。

侯美传：这个问题要从更远的层次来看，为什么北京的孩子到国外留学？甚至初中就开始。反过来思考一下，大城市是这个方向，我的农民从村里到乡里上学有什么不可呢？要讲风险绝对有，到国外有没有风险？现在我们是在大的中心村和乡镇保留小学，村级小学保留一到三年级教学点以及幼儿园，高中到县上，这样我可以集中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我们现在住校率达到91%。你说这个好不好？任何事情没有绝对，村里有村里的好，离家近，但是没有教学资源，诸如英语音乐老师去不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再一个娃娃也不能一心一意抓紧学习。我们搞寄宿制，学生周一到周五全身心在学习，早上有人管，晚上有人管，中午有人管，星期六回去，家长也解脱了，可以放心创业放心做事。再一个，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父母外出打工，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家中只有老人，老人不懂普通话、不会辅导作业，有些年龄大的自身都照顾不了，只能保证孩子饿不着，这才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

关于亲情缺失问题，我们有老师，用社会力量，把亲情关怀建立起来，还可以通过视频电话跟父母联系。

在学校身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原来吃得饱，吃得好。我们学生的学习成绩飞一样提升，我们初中升高中比周边县多出两百分。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

要讲安全这块，确实我们应该注意，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条件，大的学校周末都有老师牵头，统一从学校出发送到每个村，周日下午家长送来，问题不大。

对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磨练。娃娃的成长在农村就是这样，他不走上学的路，也一样到山上玩、到山上砍柴。像我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走两三个小时不存在什么附加压力，农村小孩不像城里小孩那么娇嫩，走个半个小时疼啊、要吃面包了、要打伞了。

凤凰网：以城市人的标准来看，可能配备上校车就更安全了。这方面目前条件还不具备？

侯美传：不现实。举个例子，我一个小学一千三学生，那么分散的村，送到每个村子，要多少驾驶员？要多少钱来养？而且校车不一定安全，那么多学生集中，只是三四米宽的山路，一翻车那就是大事。讲真话，在我们这样的山区走路更安全，也能锻炼身体和意志。

实事求是来讲中国的问题，要说都按北京标准那不现实。

这个模式是我们历届政府共同努力走出的路子，效果非常好。我们还在县城新组建了一所新初中主要招收农村学生，原来一所老初中主要招县城学生，初中升高中“比武”中，全县前十名，八名是来自新初中，都是农村娃娃，这也是促进教育公平，让农村娃娃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教育。  

凤凰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你看来下一代人的教育问题关乎什么？

侯美传：教育，不仅是一个县，也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中国输于外国不是输于其他，是输于教育。钱？中国现在快成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人才和教育是我们的最大问题，丹寨更是这样。我开玩笑，如果我的贫困人口都是高中以上水平，我也不这么累了，一半保证自动脱贫。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贫困人口多是小学毕业甚至是文盲，没办法。

教育是一个县的根本，更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关系老百姓利益和一个县长远的的大事。作为县委书记也好，县里其他领导也好，首先必须抓好教育，穷县也要办大教育、办强教育、办最好的教育，让娃娃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事情，所以丹寨走了这条教育路均衡发展之路，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书记县长电话向招商企业公开

凤凰网：不少企业说愿意选择丹寨，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看中这里的投资环境好、干部干劲很足。招商引资对你们县委领导班子来讲，有多重要？是怎么把这些大企业争取到丹寨落户的？

侯美传：贵州有88个县，都在搞园区，都在搞农业化，都在搞产业化，都需要招商引资，是每一个地方政府必须突破的瓶颈。对我们这样的县来讲，也必须用招商引资来引爆地方发展，借助外力。原来我们走老路搞农业，不需要招商引资，产多少茶叶卖多少茶叶就完了。现在不同了，全国一体化，你的所有产品要放在全国考量有没有市场、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品质，必须吸引最好的资源来这里搞产业，必须借助外来企业、外来资金、外来品牌、外来理念来助推一个县的经济发展。

我们把招商引资作为丹寨对外开放和改革创新最大的动力。我们没有资源优势，只能对所有客商提供最好的、最透明的服务，我们书记、县长的手机向所有老板公开，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有困难直接找一把手，中间的吃拿卡要就不敢。

我们直接服务，敢于服务，敢于兑现承诺，这样取信于客商、让利于客商，才能打动企业落户。我们真心相待，大家是很和谐的政企关系，只是服务你、帮助你，你依法生产依法经营，该怎么帮怎么帮，这是我们的责任，但这里面不能有金钱交易。

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底线要讲清楚，要做到位，而且要公开，让大家都知道底线，对大家都好。如果粘进去拖不出来，大家都累，很多领导干部因为处理不好政商关系、发生权钱交易，锒铛入狱。

我们有两句话：“最好的招商就是服务好现有企业”、“丹寨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底线，服务好现有客商是最大的招商，如果现在的客商都服务不好，天天去招商也没用，要用这帮老板对你的好评去吸引更多的客商，服务好现有客商，以商招商，做大做强，这才是我们招商最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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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悟饭 大表哥

作者:叶宇婷

安徽萧县的情况很罕见。前县委书记毋保良落马后，当地80多个官员被免，原因是涉嫌向毋保良行贿、送礼，数额不大的红包引发了官场大地震。

萧县的情况特殊到，中纪委找过去，提出要拍反腐片，当作基层反腐的样本。但萧县拒绝了，它极力想摆脱这个“典型”。

萧县的情况很常见，人情、圈子与权力交杂，地方一把手很难绕开这个生态圈。毋保良不是主动索贿，他在庭上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

从2003年至2012年，毋保良在萧县深耕9年。2014年6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毋保良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毋保良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涉嫌向毋保良行贿、送礼的80余官员被免。

县委书记落马进监狱

车从徐州驶入萧县境内，道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已，路旁是村庄，没有照明。老城区到处都在施工修补，吊车发出的声音在深夜震动着这座县城。早上不到七点，商铺外的大音响循环放着《小苹果》，叫醒了整座县城。人们喝碗羊肉汤、狗肉汤，加个馍，步行去上班。

这是一座国家级贫困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截至2010年底，萧县政府的相关债务约为7个亿。而萧县前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所涉金额超2000万人民币。据检索，这样的金额在我国落马的县委书记中名列前茅。

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在法庭接受审判

毋保良受贿案第一次开庭时，公诉人整整花了半小时念起诉书。毋保良被指控的受贿多达109起，涉案130人，总次数达800多次。

毋保良案，源起安徽省宿州市经开区管委会原主任王宗元（曾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毋保良的上级）受贿案。2012年4月，王被认定非法收受财物4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纪检机关从王宗元案中发现了毋保良的受贿线索。

同年9月14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毋保良，3天后，合肥市公安局执行逮捕，3个月后，移送合肥中院审查起诉。

从2003年开始，毋保良历任萧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其任上，萧县的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迎来发展，而毋保良也从分管城建开始借手中权力谋利。商人向毋保良行贿后，他为企业在融资贷款和抵押担保上提供帮助，为建筑商承包工程项目打招呼，为开发商在土地拆迁和楼房预售手续办理方面“提供方便”。

在109起案件中，个体建筑商、企业老板的贿赂有39起为个体建筑商和企业老板的贿赂。而更多的案情则来自同僚的行贿与送礼，有65起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的贿赂。

行贿人单位几乎涵盖了萧县所有乡镇及县直机关，住建局、招商局、交通局这些油水较多的单位其一把手的行贿金额也最多，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起诉书上提到，这些各局一把手送钱给毋保良的原因是希望其在“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上提供帮助”。

萧县4大领导班子成员也在行贿名单上，每人送个几万元，“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除了受贿所得，检察机关公布的毋保良收受的礼金多达321.2万元。春节、中秋节，毋保良及家人生病住院时，女儿结婚时，都有人送礼金。一些官员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各个乡镇都这么送，我不送不好。”很多人拿公款结伴公开送，并称“一人为私，两人为公”。

2013年8月，毋保良受贿案在合肥中院开审，毋保良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不服上诉。去年6月，安徽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一位跟毋保良有多年交情的朋友去了庭审现场，“他头发都白了，说话声音很细很小，我觉得都不是他了”。后来，这位朋友去监狱看毋保良，毋的状态好多了，他跟毋保良说，“放宽心，哪里玩都是玩”。走时，他跟监狱长说，“他虽然犯了错，但是你还是要把他当人看”。

深耕9年深度卷入当地官场

毋保良早年在官场的一次受挫，影响了他对风气的看法，以及此后的处事方法。

毋保良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曾任安徽宿州一家国营酒厂负责人。在酒厂时，毋保良使这家国企起死回生，成为纳税大户，毋保良开始崭露头角。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被视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

前途被看好的毋保良意外落选埇桥区区委常委，原因被评价“不合群、威信不高”。据媒体报道，这次落选改变了毋保良在官场的行事方式，他此后在官场变得一团和气。

2003年，毋保良任萧县副县长，受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毋保良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初有人去家里送两盒茶叶，毋保良不肯收，对方说：“你连点茶叶都不收，太不近人情了。”毋保良只得收下。对方到家后特意电话叮嘱茶叶不要转送，毋保良挂了电话一拆，发现茶叶盒里全是现金。

毋保良不主动索贿，但绕不开受贿。他回忆萧县官场给自己送礼：“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当地官员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

从毋保良的判决书来看，在毋保良案中，受牵连的部门几乎囊括了当地最为重要的几大党政部门，统战部、财政局、住房建设局、交通局、公安局等纷纷沦陷，只有那些“权小、钱少、人少”的部门没有卷入其中。萧县23个乡镇中，仅7个乡镇得以幸免。一些乡镇的一把手不仅经常去送礼，而且还“组团”去送。

毋保良曾这样描述：“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毋保良让自己的司机去退钱，前前后后合计退了1000多万。在边收边退之间，毋保良收了1900多万。

在萧县官场9年，从副县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毋保良已经深度卷入当地官场。据媒体报道，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说，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空降“高职低配”的县委书记

毋保良落马后，在接任人选上十分慎重，萧县县委书记一职空缺了8个月。县长并没有顺势升任，而是空降了一位副厅级县委书记，龙道金接任毋保良。

在被调任萧县的前一个月，龙道金从安庆市大观区区委书记升任为安徽省委、省政府信访局信访督查专员，为副厅级官员。有分析称，此番调任萧县县委书记，属于“高职低配”。

龙道金起初心里是不愿意的。龙道金曾向凤凰网透露，安徽省委领导找他谈话，他说自己已经做了4、5年县委书记，“从内心讲是不想做这个的，但是服从省委决定”。

当地官员介绍，龙道金到萧县后，“整顿力度大”。萧县党政部门曾宣称，为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他们正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当地发文严禁党员干部借婚丧嫁娶事宜收红包，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等不正之风，他们将密织“制度之网”，进一步纯洁人际关系，变被动监督为主动自我约束。

为了扭转官场印象，2013年8月开始，龙道金要求萧县所有部门一、二把手在办公室门口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老百姓第一时间要能找到人”。凤凰网曾走访萧县各个部门，办公室门外用油笔写有官员手机，外出会告知事由。龙道金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全县人都可以找到我”

多名萧县官员向凤凰网透露，“萧县官场的气氛要好很多了”。

最让龙道金感到棘手的是如何处理涉嫌向毋保良行贿、送礼的官员，这份名单有一大串。“在任何地方，动人都是很难的。”一位在萧县官场有十多年经历的官员告诉凤凰网。去年6月，毋保良案终审后，萧县80余官员被免。显然，龙道金的领导班子用了重力。

“官员觉得委屈，当时的大气候就是这样的。”在萧县官场有十多年经历的官员向凤凰网透露。

80多名官员被免后，龙道金的领导班子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稳定当地官场。“稳定干部很不容易”，萧县县委一常委向凤凰网透露，但具体有什么波澜，对方认为做了很多工作才有了稳定的局面，不愿再提起。

从目前来看，龙道金空降是为了稳定局面，没有立即从当地选县委书记也是为了“避嫌”。当地官场稳定后，今年2月，龙道金升任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7月，原萧县县长王共伟接任县委书记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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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芳 发自河北正定

“郡县制，天下安“。今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对县委书记在中共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所处的关键作用给予高度肯定，指出县委书记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这表明，县委书记成为中共干部队伍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关键地位的群体，成为未来干部选拔体系中最主要的后备军。凤凰网推出年终策划《县委书记》，聚焦该群体。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直言“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这个官不好当”。

习近平曾于1983-1985年任正定县委书记。三十年前习近平是如何当好县委书记的？凤凰网主笔陈芳2015年年初的稿件《“老县委书记”习近平治理正定记》中可以找到答案，该文还独家披露了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时的内部讲话，今天读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老县委书记”习近平治理正定记

1月12日，“老县委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200余名学员畅谈交流“县委书记经”。座谈中，习近平回忆了30多年前自己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经历、感悟、收获。1月底，凤凰网主笔再次前往正定（凤凰网曾于2012年9月赴正定采访，完成稿件《习近平在正定往事：含笑进取的改革者》），探寻“老县委书记”习近平治理正定时的经验与理念。

朴素生活改变周围目光

1982年3月下旬，正定县委四级领导会议上，来了一位年轻人，“外面穿着一件褪色儿军大衣，里面一身旧军装，脚穿黑布鞋，头戴鸭舌帽”。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向凤凰网追忆当时的情景。年轻人就是习近平，会上被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位列书记县长之后，分管文教卫生线，并协助县委书记抓党务工作。

正定县里双店村一户老党员家大门上贴有一张“党员带头联系群众”的牌子。摄影：陈芳

29岁的习近平成为正定县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员，又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来，县委大院的人开始用一种观察的眼光看他，“这么年轻就当副书记”、“体验生活”、“镀金来了”……各种议论随之而起。

不久，这位年轻的副书记便在吃穿住这样的细节中，改变了周围人猜测的目光。

彼时，正定县委大院还是一排砖瓦平房，冬天冷夏天潮热，习近平分到其中一小间平房。屋内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2个小文件柜，一张三尺宽的木板床，一条军被一张褥子，床底下塞着一个书箱，冬天多一个铁桶制成的煤炉。

何玉向凤凰网透露，习近平晒被子还曾闹出过笑话，“他1米8的大高个，被子很短，盖头不盖脚。再看褥子，五颜六色的‘补丁’数不过来。”这件事“惊动”了县委书记冯国强，让何玉从招待所给习近平借一床新被褥，“习近平说不用，自己有件军大衣，晚上一盖又是第二床被子，褥子上也不是补丁，是母亲用他们姐弟旧衣服亲手缝的，他很珍惜”。

县里的干部那时多在食堂排队打饭，习近平也不例外。夏天大家蹲在槐树底下吃饭，一阵风过来，碗里就是树叶和一层土，习近平还教大家“呼”一吹接着吃。当时的县委食堂，过午不候，习近平常因开会或下乡误了饭点，回来就只有凉馒头和两块腐乳。

在与县委书记座谈中，习近平提到“当县委书记时年轻想办好事，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个月得大病一场。”何玉印象中，习近平那时经常犯胃病。

在何玉看来，习近平的穿着更是朴素，常常就是半旧军装和蓝布褂。

何玉说，习近平知识渊博，吃饭时天南海北地聊，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年轻人不觉得他是官。通过吃穿住这样的细节，周围人逐渐改变了对这位北京来的县委副书记的印象。

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不能走马观花

“习近平开展工作，不是一来就讲，而是先听，从调查研究入手”，何玉告诉凤凰网，习近平虽然年轻，但开展工作有他自己的思路。

习近平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提到，“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那时县里只有一辆吉普车，除非紧急工作，否则习近平不会用，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就去下乡了。

凤凰网主笔在正定找到了习近平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期间的系列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不能走马观花。

1982年，习近平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时，曾推动创建干部联系社员户制度，全县870多名干部与4300多个联系户建立了联系。

1983年7月，习近平任县委书记。同年12月，县委下发42号文件，就改进领导工作作风制定“六项规定”，在反对官衙作风的规定中强调，“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实现新的突破，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4年3月，习近平在给四机关领导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

习近平调研，不允许弄虚作假。让何玉印象深刻的是1984年农历腊月24，习近平去北早现乡小客村召开座谈会，事先不通知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而是站在村口，见一个招呼一个，就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真实声音。

习近平在正定的一次经济会议讲话中曾说，要以“求实”精神，鼓实劲，干实事，看实效，真正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搞上去。他指出，“所谓‘求实’，一是要实事求是，二是要脚踏实地”。习近平强调，“一定要脚踏实地，狠抓落实”。“不论是改革工作还是经济工作，要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

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无论在福建、浙江、上海，还是中央，习近平始终一以贯之。

要有干一番事业的干劲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必须有。谈到自己当年在正定县的工作经历，习近平说，“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

1982年的正定，尚未摆脱以粮为纲的“左”的束缚，戴着“高产穷县”的帽子，全县53万亩土地，每年需上缴7600万斤粮食。正定农民顶着“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帽子，偷偷去外地黑市购买口粮。习近平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很痛心，觉得不合理，要实事求是，便与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从地委到省里到国务院逐级反映这一问题。

第二年，国务院给正定减少了2800万斤征购指标，农民有了喘息的机会，逐渐走出单一生产的路子，开始种植棉花、蔬菜等多种作物。“这无异于一场农业的‘产业革命’，打破了上茬小麦、下茬玉米的单一种植模式。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习近平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也开始刮目相看”。何玉告诉凤凰网。

正定县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滹沱河与老磁河流经正定，有14万亩的河滩地，常年撂荒，被一些农民偷偷用来垦荒种粮，在习近平看来不但效益不高，还破坏了植被。习近平推动下放了这部分河滩地，以林还林，发展林果业，既富了农民又保护了生态。在何玉看来，在过去正定干部思维中，没有人能想到这么做。

为了让农民富裕起来，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根据正定县区位条件，依托石家庄，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在滹沱河南岸五个乡搞试点，后来这五个乡成为正定最富裕的地方，如今划归石家庄市，当年的乡镇企业正朝着集团化方向发展。

发展经济，人才第一。而培养正定本地人才需要时间，习近平想到的是向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借智。为了吸引这些人，习近平亲自写信。何玉向凤凰网透露了信的内容，“我们处于基层，人才短缺，视野狭窄，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我本人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求助于您，故而问之”。这样的信件发出了一百多封，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眼科专家张晓楼在内的55位各领域专家，被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打动，来到正定，成为顾问。

习近平在正定还大讲“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向全国发“招贤榜”，并根据正定发展需要，提出大力发展初中级职业教育。

当时的正定人思想转型非常之难，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干部年龄偏大、思想老化、眼光短浅。习近平看到了这成为正定发展的一个阻力，派干部到周围先进县、南方发达地区学习，让干部亲自体会到变化，逐渐转变思想。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1983年12月，正式任县委书记不久，习近平在发展商品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看到广大农村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他提出，必须克服“农业党委”的思想，树立“不抓农业不稳，不抓工业不富，不抓商业不活”的指导思想，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这篇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竞争意识。他说，“我们有些老同志习惯于‘纵’着比，回头看，数自己的脚印，沾沾自喜自己的变化。回头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向自己的左右看，要‘横’着比，比比国内的先进水平，比比世界的先进水平”。他指出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形势下，不进则退，不要被时代淘汰，要有雄心壮志，使全县成为繁荣富庶的地方。

原新华社驻河北分社记者赵德润，1984年赴正定采访时与习近平有过接触。赵德润告诉凤凰网，那次采访习近平的开场白便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在赵德润看来，习近平善于从大处着眼，有长远规划。

没抬腿就怕摔跟头，什么事也干不成

在与县委书记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遇到的压力肯定会越大，这就叫有担当。党员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却。

这种担当与“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早在正定时，习近平就曾身体力行。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以按手印的方式首创“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首次正式确立包产到户责任制。习近平去正定时，河北省尚未启动，正定县老干部相当谨慎，认为省里没有文件不能搞。习近平看到这是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偷偷派三个干部到安徽凤阳了解情况。回来后，白天调查了解农民的想法，晚上召集几个人放开讨论。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县委反复讨论研究，决定在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乡做试点。一年后，该乡人均年收入由过去的200元增加到400元。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在何玉看来，习近平虽然年轻，但看准的事敢于担当，“只要富民，老百姓欢迎的事情，领导应该担当，但当时那个担惊受怕啊……”

在发展商品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但他也强调“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意在实践中摸索和把握商品生产的规律性，尊重规律，因势利导”。概括说就是，“敢”字当头，步子稳妥，尊重规律。

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他指出，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创新事业，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的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他还提出，县委、县政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

座谈会中，习近平强调，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在正定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并未放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

1983年8月，习近平在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直指当时正定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能适应新形势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有的单位的领导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保证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软任务，经济建设是硬任务，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没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这篇讲话中，习近平还直指一些党员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为人民服务思想淡薄、缺乏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坚持派性不搞团结、组织纪律涣散、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思想腐化等问题。有些人认为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等问题具有社会性、普遍性，因此不以为然。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要克服。

习近平指出，“上述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他严重地腐蚀着党的肌体、破坏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影响着党的战斗力，损害着党的威信”。

“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还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呢？”因此，习近平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非下力气抓好不可。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遇事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敢于负责。要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

同年12月，正定县委发布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其中提到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

1984年9月，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尊老敬贤为政之德》。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提出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学习老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的优秀品德，大力发扬老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与作风。

十八大以来系列讲话在正定讲话中能找到原点

近日，中央党校对习近平担任县、地（市）、省（市）主要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组织力量进行集中学习研究。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追本溯源融会贯通》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绝大多数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十八大以前的讲话和著述中都能找到原点，“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在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思想内涵、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整体”。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伯里在《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一文中，也提到，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前的各个工作时期，对改革开放发表过的大量重要论述，不少内容与十八大以来系列讲话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度契合。

这其中就包括习近平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的讲话及体现出的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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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睿

“县委书记班的学员，（对教师）打分客气，提起建议来一点也不客气，讲得不对胃口直接就跟教务部抱怨了。”中央党校某青年教师告诉凤凰网。

2014年11月15日，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第一期开班， 两个月一期，如今已经进行到第五期。一年多来，引发广泛关注。该研修班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据媒体报道，举办研修班的目的，主要是对县委书记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引导县委书记用中共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研修班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体制改革，县域依法从政、依法治县以及县域和基层党的建设等内容。今年1月12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中央党校与县委书记座谈，在讲话中强调，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中国展开的县委书记大轮训，同时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治国理政水平以及巩固中共执政根基，将发挥重要作用。

“要真正了解中国，就要从一个县开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县治则国治，县强则国强，县稳则国稳。一个县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功能。人有病都是从末梢坏死、毛细血管堵塞开始。因此抓紧县一级，对县委书记开展集中培训，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

总书记每期课程都想办法见见这些县委书记

1990年，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写过一篇《从政杂谈》（收入《摆脱贫困》），文中对县一级主要领导的重要性有极为形象的描述——

“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注：多次调整后，现在全国有2800余个县/市/区/旗)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和县委书记座谈时说：

“我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感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书记时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可以看出，在河北正定县当过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自己从基层一路走来逐渐形成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把县委书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摆得相当突出。专家透露，从去年到现在，每一期习近平都挤时间见一下县委书记学员，第一期是在人民大会堂座谈，后来有的班次是接到中南海里面去会见，有的班次则让县委书记们参加一个活动。例如，今年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于是组织县委书记参加向纪念碑献花的活动，“总而言之就让他们参加一下，这样的话有一个接触”，体现了习近平的重视。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曾介绍，研修班培训中，每周会有一次部长讲课，以让县委书记对国家整体的治国思路有一个宏观把握。此外，各领域的专家也会带来最前沿的东西。

第一堂课是转变思想

中央党校的县委书记研修班起源于“郑必坚时代”，郑必坚在1997-2002年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他看来，县委书记直接面对老百姓，比一般副局级干部更重要。90年代末，中央党校就开设了县委书记培训班，那时候培训一期的时间是四个半月。王长江教授如是告诉凤凰网。

尝试表明，四个半月的时间太长，通常对县委书记来说难以做到。此外，规模也小，每期仅数十人参加。后来又进行了缩短为一周的尝试，由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共同承担。结果，一个学期轮下来，又显得太短，效果更不好。在逐步探索基础上，“十八大”之后，中央确定了现在这种培训形式，两个月一批，在四年内将全国的县委书记轮训一遍。 据悉，2014年11月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二百多名县委书记，组成一个大班，下面分6个支部，每个支部又分为4个小组，每个小组8—9人，通常每个小组内不会有来自同省份的县委书记，便于交流。每个支部都设有书记、组织委员、纪律委员等。课余时间，党支部会组织大家进行文体活动。后来的几期研修班也延续了这个模式。

进修部负责的“入学教育”，是县委书记到党校的第一堂课，要“转变思想”，无论他们在地方权力多大，来了这里就是学员，要认真上课。党建部教授谢峰如是告诉凤凰网，他曾经负责具体落实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教学组织工作。

研修班期间有着严格纪律，上课期间必须在学校就餐。有的教授回忆，他此前给县委书记班授课时，某次上课前学习委员在班里通报“考勤”情况，周一到周五，除去周五晚上，一共十四顿饭，学习委员强调，对这十四顿饭都在学校吃的同志，提出表扬。王长江评论道，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形式主义，不一定治得了本，但作为严格管理的一个环节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县委书记给老百姓留下了太多大吃大喝的消极形象。 为县委书记班授课的教师，也是经过层层选拔。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机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科社教研部”、“党建教研部”等九个单位。刚入校的青年教师，经过培训试讲后，会逐步进入越来越重要的班次进入教学。到县委书记班讲课的，和其他班次一样，要先报课题，经过层层试讲和教研，才能正式“登台”。每堂课都要接受学员打分。现在打分比过去更严格、更科学：不是学员在课堂上当堂打分，而是在课后一周内，学员自己在房间里的电脑上打分。这就避免了学员相互影响和因为“人情”不得不给高分的情况。

如果分数过低，教师还有被中途“换下”的可能。这种“竞争上岗”的机制，使得教师们不得不花大工夫充分准备，深入研究问题贴近学员的需求。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欢迎研修班教师去调研

党建部谢峰教授向凤凰网介绍，县委书记研修班的必修课主要分为理论基础、党性教育、改革与发展、领导能力、形势与任务报告、“当代世界”报告等若干单元，在最后的学习考核中，每位学员必须撰写3000字左右的心得体会。

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中，既有像“《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经典阅读课程，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这样的党史课程。既有“习近平治国理正思想”、“创新社会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总体性治理课，也有“提高危机治理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信访工作的能力”这样的案例教学课，还有“提高网咯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这样的情景模拟教学。授课教师以党校本校为主，也有外请教师，多为知名教授。

除了在学校上课，研修班也安排了外出实践活动，比如去门头沟参观棚户区改造，去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进行体验式教学等。晚上可以修全校范围的选修课，内容也很有意思，如解读《史记》、《红楼梦》，观看苏东剧变的历史片等历史文化课程。

负责危机治理课程的蔡志强教授告诉凤凰网，县委书记班和党校其它班级（例如“省部班”、“地厅班”等）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学员担任的是同样的职务。面对的环境可能不同，但要处理的问题从事的工作都一样。所以备课过程更需要加强调针对性、专业性和实践性。必须结合能力训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保障地方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这样的实践要求之下，把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些案例拿出来，提供给他们进行研究分析。

蔡志强教授介绍说，以基层信访工作为例，信访制度的设计本是为了沟通干群关系，解决发展问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信访在一些地方一度成为矛盾纠结点。机制运转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耗费的资源和成本，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多议论，中央的期待与地方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也不完全契合，截访、维稳强制逻辑的出现，表明这个制度在运行中一方面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老百姓跨过村镇部门，将问题直接越级提交给领导干部，对基层组织建设和司法体制都构成了现实压力。县委书记高度关注这些问题，甚至觉得十分“委屈”。在党校研修班的平台上，这种情绪表达得比较明显。

授课过程中，我们会举出具体案例，分析信访成因。结合县委书记的实际需要，又使他们在意识上得到提升。我们也会把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反馈给“省部班”学员。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范小毛在学习期间，很高兴接受党建部老师到信访局调研，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县委书记带来的实际问题。

县委书记在课堂上表达委屈之余，更多的是谈建议，最后大家基本都能达成共识，就是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回归到治理现代化和法治逻辑上来。比如废除劳教制度，从国家来讲，从执政党来讲，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理念上进步的体现。但是对基层的干部来讲，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具体执行，必须花更多心力去进行研究。

有关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能力提升的课程非常受县委书记欢迎，除了举过的四川什邡、瓮安的案例，还有河南焦作信访的例子。焦作是中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是一些征地拆迁重大工程通过的地方，失业压力非常大，信访多发频发，但是这些年从未形成规模的进京越级上访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在理性地表达诉求，有效地解决问题。蔡志强把这个案例拿到党校课堂上让学员进行典型分析。

信访课在研修班临近结业时开课，课程经常讲到严重超时，县委书记们依然向教授表示“听不够”。很多学员希望这个课在第二周就开设。这样，在两个月的培训中，就有更多时间来讨论。这说明他们有渴求，在方法上有期待。从中我们能看到县委书记在党校学习时的精神状态：尽管他们有时对工作会有怨言，但“抱怨归抱怨，抱怨完了还得去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人替代他们”。蔡志强笑着告诉凤凰网。

经验多元 乐于分享

除了听课，课堂与课后讨论交流也是关键环节，研修班提供了“讨论场”，担任同样职务的干部聚到一起，碰撞交锋每天都在发生。

两百多人的研修班，分为四五个支部，支部下面又有小组，讨论小组里的八位书记，来自完全不同的省份。担任生态文明建设课的郑琦副教授，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东部和西部的书记，经验差异较大。通常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对环境问题的诉求更加凸显，而西部的书记，尚为经济发展问题头疼。大家都希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但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涉及到生态环境的群体性事件，各地处理方式也不同。来自四川什邡的县委书记积极分享了治理经验。2011年发生的宏达钼铜项目群体性事件产生很大影响，直接导致了项目被否定。三四年的时间过去，当地政府一直在做相关工作，借助媒体的力量，借助网络和专家的力量，对老百姓进行说服，具体到项目怎么落下去，怎么促进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增加政府税收，提供就业，跟保护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要做的工作非常多，目前也有明确进展，整个过程是深入做群众工作的生动体现。这些具体事件的处理，县委书记们都非常乐意分享。

甚至在班上，经验分享直接引发了实地考察。广西桂林的书记对江苏南通的书记“不服气”，直接打电话回家里，远程“遥控”副书记去参访。讲到网格化管理，南通崇川区的书记不仅做的是管理，自认为也做到了“服务”。崇川区的“邻里模式”在地方是发展很好的项目，理念是“小事不出邻里，大事不出社区，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500米”，以社区为单位，以0.1-0.6平方公里、150户-300户的规模创新设置社区基础单元——邻里，把社区服务下沉至邻里，把干部从社区平台“赶”到居民家门口，逐步形成“邻里有形覆盖、服务有效落实”的局面，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样本。

县委书记是党校学员中最活跃的群体

县委书记是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都是处级干部，但手中权力比所有的处长都大。县委书记们自己也会开玩笑说：“天上玉皇大帝，地上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来保障他们履职用权、推动发展过程更加符合中央的期待和老百姓利益的实现，对党、对人民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蔡志强深思过后的看法。

迄今的五期研修班里，蔡志强上了四期，接触了数百个县委书记。他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总体上素质很高，在推动基层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当然这些办法有时候不一定科学，不一定非常符合中央的价值理念，但他们总得在解决问题中改进工作方法。总体上，这些县委书记对党的事业、对基层的稳定、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比较清楚。那些特别善于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善于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县委书记，所在县的事业发展多能展示出勃勃生机和独特优势。

　　

县委书记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从学员本身来讲，年纪相对较轻，所以他们是中央党校最活跃的群体之一。省部级干部相对稳健得多，而县委书记相对年轻，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听课后，会把一些问题、一些想法很及时地跟老师进行沟通，在课堂上的整个气氛，总体而言是县委书记班更活跃一些。这一方面说明了党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研修班要他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些具体的问题，能够有机会在中央党校“踱方步”，从党的大政方针出发，从更高的战略平台上来考虑他们具体的工作。

“尽管在县里头他们就是最牛的，管着几十万、上百万人，到中央党校一下他变成最小的干部。”当县委书记们发现能耐更大、水平更高的人，都在认真踱方步的时候，党校的环境对他们的塑造作用就体现了出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和平台，两个月培训结束以后，学员都说最好延长到三个月、四个月，“特想留级”。虽然有人是客套话，但大部分人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特别留恋。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当被问及自己眼中的县委书记是什么样的，王长江思索之后回答，“还是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和看待这一群人，他们也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社会上对他们的看法差别比较大，对县委书记比较持反感态度的不在少数，极端的看法是：“这帮家伙全是贪官，没有一个好东西”。另外一种呢，则沿用过去的方式，急于在他们中间树典型，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都是些焦裕禄式的干部，这又让大家觉得不可信。

“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使得一些人容易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忧患意识，也使得一些人容易被权力所腐蚀。他们所占据的这个空间，给他们一个特别广阔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全局地去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连着地方本身的发展，也连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所以，作为党校教授，我们会尽可能用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带给县委书记一些启迪和思考，“他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未见得能解决，但是我们有可能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本质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思考。”

县委书记最焦虑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最焦虑最关心的的问题。在我国，不少冲突和矛盾都是在县一级发生的，像拆迁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养老问题等等。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的发展出路在哪里，什么是科学的城镇化，如何转变经济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县委书记那里就是节点，上面的政策和下面老百姓的诉求之间，“接的好就接上了，接不好可能就制造更大的问题。”

党校教授不可能无所不能，也不可能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在实践中摸索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答案，我怎么可能一堂课就有答案呢？”王长江笑着说。他认为，党校教师的教学，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对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这是最好的，但通常很难做到。第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向，提出的方法论对他们有启发。第三，既无答案，也不一定提供解决方法，但把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告诉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综观，使他们觉得开阔了视野，他们也会觉得不错。第四，以上效果都不明显，但你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案例，使他们有新信息。至少做到这四点其中的一点，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这个班是研究富矿

除了授课，教授们在研修班里也能“教学相长”，有非常多一线实践的经验可以交流。例如，蔡志强把自己去山西安泽调研的内容拿过来跟县委书记们讲，有的县委书记说“我那边做得比他们还好”，把经验主动拿出来分享。不少地方的县委书记邀请党校老师去自己的县搞调研。在党校的环境中，东部、中部、西部所有的县委书记都在一个平台上，能够对自己的执政实践进行交流，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激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县委书记会更加主动、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期待，去思考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富矿，可以慢慢挖掘它。”

具体实践对学术研究是极好的补充。负责讲授“县域文化建设”课程的刘忱告诉凤凰网，书记们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很到位，都有很强的阵地意识和建设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喜欢高头讲章，而是喜欢研究如何将文化脸皮建设落地”，在相互交流时，谈很多推进文化建设方面的创新做法。

党校课堂为领导干部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互动提供了平台。这个平台既保障了把中央的精神贯彻到学员身上，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同时也使他们的问题能够及时地反馈给党校的老师，让他们在授课，包括以后的科研、撰写内参上面能够给中央及有关部门积极地提供相关的意见建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把与县委书记的互动作为自己研究资料的来源，也是很多授课老师的收获。

当然，培训的实际效果，也不能估计过高。“两个月的时间，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县委书记的一生，包括他们今后的从政实践，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党校教授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总体上看，他们对党校有这样一个对县委书记持续教育培训的机制，对整个党校教育模式，都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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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滔 大表哥

作者:张恒

102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一侧，有的人站在地板上，有的人站在台阶上，分成5排，错落有致。这些人站在一起，一度安安静静的。

其中大部分人都穿着白衬衣、下摆掖在深色西裤中，领口第一个扣子解开，保持一致。忽然，他们开始鼓掌，视线前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了进来。他从前排走过，和伸过来的手相握，有的人站在第三排，还是弯着腰尽量伸手越过前两排人的肩膀递上右手。随后，习近平在最前排坐了下来，与身后的白衬衣们合影，他也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西裤。

这102个人，是受到中组部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习近平对他们寄予厚望，在随后的讲话中，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关心爱护县委书记，支持县委书记干事创业。

接见发生在6月30日，此后四个月里，截至11月5日，这些县委书记中至少27人获得不同程度提拔，履任新职，另有至少4人拟任新职，共计31人职务调整，占比近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因此发表评论称：“近三成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履新是选人用人上的‘新风向’”。

对比2800多名县委书记，102只是个很小的数目。而这也只是中国庞大官员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目前拥有党政工作人员1249.7万人（1），为了管理这些官员，中共在执掌政权66年里，有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也经过高风亮节般的权力交接，以及不断制度化的努力，最终形成了一套可以维持这个庞大官员群体正常运转的干部培训与选拔系统，只是，这个系统仍不完美，仍需要为政者不断做新的尝试，进行完善。

条例有变

习近平还做过一次短暂的老师。

1月22日，习近平把206名县委书记请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给他们上了特殊一课。

这些县委书记是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学员。根据中央计划，从2014年11月到2017年底，要将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轮训一遍。

这并不寻常。中央至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行过这样大范围、持续时间长的县委书记轮训了。据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介绍，此前虽然也有县委书记的轮训，但一般只有7-10天，像这一次培训期长达两个月，非常罕见。而且还不是一批，从2015年开始，每年要举办4期，春秋两季各举办两期，一直到2017年底。

培训期间，每周会有一次部长讲课，让这些大部分远离权力中心的县域领导，对中央的整体治国思路能有宏观把握。在他们即将结业时，习近平甚至决定亲自来给他们上一课，以一个过来人的经历，告诉他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县委书记。

中央对这些县委书记还有更高的期许。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深知，中央党校“作为培养中国未来政治家的摇篮”，对全国县委书记进行全面轮训，背后反映了中央更为长远的考虑：“习近平特别重视基层实践经验丰富的干部，县委书记这一级将是我们党今后选拔和配备干部需要考虑的着力点”。

2014年，中央还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与2002年颁布的这一条例相比，新条例在用人标准、选拔过程等方面都有所增改，而在领导干部选拔来源一项，规定要拓宽选拔渠道。中组部相关领导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将其解读为：“注意从担任过县、乡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

年轻的干部们

看着这些进京培训的县委书记们，习近平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自己当县委书记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

习近平就是一个普通县城，一步一步走到总书记任上的。

1982年，在中央办公厅做了三年秘书后，习近平决定到基层去锻炼。他最终被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这位29岁的年轻人，穿着褪色的军大衣、旧军装就去上任了。在当地人印象中，他没架子，很勤奋，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乡村调研。很快，习就在正定打开了局面，第二年，就被提拔为正定县委书记。

在县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表现出了选人用人的新意识。他在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招贤榜”，吸引人才主动到正定来。同时，还向全国的专家、学者发出一百多封邀请信，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在内的各领域学者53人，组建了正定经济顾问团。为了请石家庄一位医用化妆品研究专家到正定工作，习近平带着县长、副县长到石家庄请人，因为只知道对方所在的小区，不知道具体单元和楼层，习近平站在小区门口，在夜深人静的十点多，扯着嗓子喊这位专家的名字，直到对方听到，把他们迎进家中。

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散发生机的年代，小到一个县城，大到中央，都涌动着打破陈旧框架，拓宽思路的冲动。在全国县委书记平均年龄达到48岁的背景下，习近平以30岁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一个县的一把手，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深意。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50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曾经的惨痛经历，他希望中共的领导干部们能够越来越年轻。

答案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得到回应：39岁的胡锦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年是1982年，习近平离开北京到正定上任，而胡锦涛则从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任上，进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这一番话，不但为中共选拔领导干部拓宽了道路，也为两位年轻的干部，拓宽了未来的发展轨迹。

事实上，当时不止邓小平，中央很多领导人都意识到了干部年轻化的紧迫性。1979年3月25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陈云看着在座的委员，不禁感慨：“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刚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他面前的这些委员会的官员中，最年轻的姚依林、王任重也已62岁。

据中组部1980年的相关统计，以国家机关30多个单位主要领导人的年龄构成看：平均年龄63岁，其中55岁以下者占9%，66岁以上者占40%多。从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的情况看：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委常委，平均年龄为56岁，有些地市委书记已经70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仅占10%，56岁以上的占16%。（2）

当然，对这些因为用人选官，经历过数次政治斗争的开国领导人们来说，除了干部老龄化，年轻干部缺乏的忧虑外，还有其他的担忧。

两派之争

按照中国人的虚岁习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陈云45岁，邓小平长其一岁，46岁，和他们一起戎马生涯打天下的中共高层，也大都这个年龄，毛泽东57岁了，周恩来52岁，与刘少奇同岁。

摆在这些干了半辈子革命的领导人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经济几乎陷于瘫痪的国家，恢复经济秩序，以国家建设替代革命战争，成为当时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民党政府已经被全线击溃，全国各级政府都存在空缺职位待补。为了保证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可靠性，当时中央组织部门一般要求，能够担任省市级省长的干部，必须在抗战以前参加革命。这样一来，军队系统就成为当时政府部门重要职位的主要来源。

有数据统计，67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35位，超过一半；在48个省市区中有30个用的全部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几乎所有新解放地区，都是各野战军或各大区分别任用自己系统的军队干部来担任地方首长。如邓小平当时就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

同时存在一种情况，南方各省市，包括西北一些省市，因为军事关系，几乎都任用的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华北、东北各省市，因为根据地建立较多和时间较长的关系，绝大多数省市首长都用的是非军队系统的干部。南方和西北各省市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控制区域的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控制区域活动的中共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3）

在县及以下的基层，干部缺口更大。中央在留用一些经历了考验的本地干部之外，还组织大量解放区干部支援，1948年10月28日，在《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要求。

在中央层面上，白区干部的影响力要更强一些。这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相较于长期在农村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有更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因而更适应49年后中国的建设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历，而刘少奇也提拔重用了一批有长期工作关系的干部，如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组织人事大权，薄一波掌管了财经大权。如是往下扩散，影响了很多官员的任用。

在前线打天下的是一拨人，“坐天下”的是另一拨人。这种局面引起很多苏区干部不满。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怨言，林彪也曾提过“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这一类说法。

在新政权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任命尚未制度化的当时，掺杂着论功行赏和个人利益的职位安排，成为横亘在中共高层干部间的一道罅隙，并最终混杂着其他因素，诱发了“高饶反党联盟”以及之后诸多政治斗争。

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最终令毛泽东决定撤销根据各军区而设立的行政大区制度。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各大区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党内在地方上的各大山头，由此也不复存在，中共中央更为稳固的掌握了各项权力。

只是，这种举动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而如何建立一套公平高效的制度，更好的培养、选拔干部，在刚刚执掌权柄的领导人那里，还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夭折的“接班人”计划

1959年，习近平被送到八一学校读小学。那是一所子弟学校，很多家长都是军人，每次接送孩子，都穿着军装。习近平很好奇自己的父亲为何没有穿军装，于是回家问家人，“家里人告诉我，你父亲不是军队系统的，你父亲是副总理啊！”

习仲勋在副总理的任上只做了3年多，国内政治形势又开始紧张，1962年，习仲勋被康生等人迫害。学校有个作风很差的体育老师，欺负习近平，说他是“黑帮子女”。

原来的老革命们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没有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年龄也逐渐增高，新干部的培养、选拔成为中央关切的问题。1962年邓小平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就此，他提出一个可以从基层实验一下的解决办法，“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

毛泽东这时候也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他发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要求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把先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列为选择和培养的重点。

中央组织部很快行动起来，选拔了60名优秀大学生，纳入中组部管理。当时中组部认为，这些学生到中央党校学习不合适，于是直接派到基层去下乡锻炼。但没想到，很快“文革”爆发，这些带着“接班人”光环的培养计划，就此夭折。

同时夭折的，还有中共中央解决干部新旧交替问题的努力，此前在中央开始讨论的干部“老龄化”的问题，也受到文革影响。在这段时期，中共的干部政策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原意是要互相融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打击老干部（多为“走资派”）、扶持年轻干部（多为“造反派”）。持续十年的“文革”，对中国的领导干部队伍造成很大伤害，尤其是，此时的中组部受康生领导，干部制度和干部选拔工作，陷入任人唯亲的混乱状态。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随即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这令“四人帮”之一王洪文颇为不满，两年后，他在上海恨恨地说，“十年后再看”。当时王洪文40岁，邓小平已经71岁了。

这句话传到邓小平耳里，令他忧心忡忡。“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再次萦绕这位政治家的心头。

二十·三十·四十

1980年春节前后，10个中组部的工作组离开北京，分赴各地。这些组织部下来的官员们，是为考察中青年干部而来。回到北京后，工作组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名单最终呈报邓小平案头，邓看完了后说，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他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1982年中共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委员，中组部的领导一一介绍，邓小平、陈云与他们相继握手。这其中，就有39岁的胡锦涛。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写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此时距离文革结束已经六年，冤假错案逐渐被平反，被打到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工作，曾经被打断的干部选拔与接班工作，也再次成为中央领导的关切问题。

邓小平更是大力倡导和推行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在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案例：“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

此时的习近平，也从正定县委书记的任上，调到福建，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当时，他才32岁。之后，他的工作以两年或者三年一变的方式上升：1988年，任宁德市地委书记，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成为福建省委常委，1995年开始，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工作重心逐渐由市里转到省里。2000年，习近平成为49年后，福建历史上最年轻的省长。

年轻人要上位，老干部就要逐渐退下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曾对着在座的老同事们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邓小平之后，干部年轻化逐渐成为历届中央领导人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各届中央领导，也在不断推进这个问题向更深层发展。

1995年2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这是中共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规范性的领导干部选拔文件，对中共领导干部选拔的制度化，意义重大。这之后，《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陆续实行。这一系列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干部选拔与任用要遵循公开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共领导干部论资排辈等不良的干部任用规则。

到了2002年，暂行规定终于转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实施。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召开了一场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坚决贯彻这个《条例》。制度化的选拔渠道陆续建立，但如何兼顾灵活，扩大选拔渠道，各届领导仍在不断尝试。

“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

2013年5月20日，拿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读者，都看到了这样一则长篇报道《政坛“黑马”陆昊》。彼时，46岁的陆昊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处书记的位子，到黑龙江担任代省长，成为当时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

虽然年轻化已经成为干部选拔的一个惯例，但年轻的干部从哪里来？邓小平之后，各界中央领导一直在寻找更多的选拔渠道。胡锦涛离开团中央，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团中央干部成了领导干部培养与选拔的重要路径：团中央的第一书记通常会以正部级的身份离开团中央，多数会到地方出任政府首长，随后出任省委书记。经过历练后，他们一般会上调中央担任要职，其中佼佼者更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其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除了年龄上比其他部委主要领导有明显优势之外，高学历、名校出身亦是他们的普遍特色之一。

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于1993－1998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位北大的高材生，初接这一职位时才38岁，随后，他在43岁的时候，离开团中央，到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长一职。

此外，李克强还和同为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硕士论文还被经济学家厉以宁收入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而陆昊亦曾师从厉以宁，三人可算师出同门。

有观察者认为，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因为共青团干部学历高、年龄轻、腐败少，所以提拔速度明显要快于其他部门的官员，三十出头当上正厅、副部的不在少数，相当一批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这种模式，在十八大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共中央在原来的基础上，试图再次扩大干部选拔的来源。

2015年8月，《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发行，这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第一本专题著作集，也是中共党史上，领导人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第一本专著。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一话题的重视。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叫做‘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说的就是要重视基层特别是县一级的从政经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孙业礼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分析道，习近平对县委书记的观点，也是是从治国理政和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提出来。

甚至，不但要重视县委书记，更要重用县委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甚为珍视，有一种浓烈的“县委书记情结”，这与他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但更与他认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承担着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意识紧密联系。

当然，在中国的行政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一般是处级，想要从小小的县城进入中央部委或者主政一方，乃至最终能够管理国家，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历练。但是，竹立家对这个过程也充满乐观。在他看来，受到表彰的这102名优秀县委书记中，至少有20位厅局级官员，而且还是60后。这些县委书记，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会提拔到省政协、省人大当个副职。我估计这20名厅局级县委书记个个都能晋升到副部级，总体比例将超过20%，而过半数县委书记能够达到厅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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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②《陈云情系新时期干部队伍年轻化》，作者：水新营，《党史纵览》，2015年第10期。

③（3）《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作者杨奎松，《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出版社。

来源:凤凰论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曾经担任过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历来也非常重视县域治理和县委书记的作用。

在今年年初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以及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习近平都曾就县委书记话题发表过重要讲话。“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榜样。

不过现实中，很多县委书记和这样的形象相去甚远。派警察进京抓记者；敛财上亿被判死缓；被偷拍不雅视频；捧着“野鸡学历”候选全国百优县委书记；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将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女儿5年吃空饷10万元……诸多“县官”负面新闻的背后，除了情绪之外，还有社会公众对于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深刻焦虑。

不可否认，在全国两千多个县治中，“问题书记”当然是少数，“整个县委书记的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纠缠于“绝大多数”与“极个别”之间的人数对比，并不具有制度层面的意义与价值。具体到对民众情感的伤害、对基层治理的破坏，多少个“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也抵不上一个敛财上亿的坏书记。

可见，县委书记公众形象的改变，除了以铁腕强力惩治个别“害群之马”，将其剔除出去之外，关键仍在于如何有效约束权力运行，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官员群体的形象，也是县域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亿万民众的民生福祉所在。

这是因为，其一，在当下国家治理结构中，县委书记“位不高而权重”，有着极大的独立性。在新的时代，尽管县委书记并不等同古时之知县，权力运行也会受到方方面面制约，但总体而言，这一职位“承上启下”的定位并无太大变化。一县之内，举凡发展方略、干部调整、利益分配乃至民众利益等等，县委书记均有权干预乃至主导。

以众所瞩目的调整干部来说，尽管有关规定明确了组织部门等各方的责任，但在现实中，县委书记才是主导升迁任免的幕后推手。据报道，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敛财，当县委组织部将干部调整方案交其审阅时，陈居然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于是他自己拿出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

其二，为了维护“独立王国”的特殊利益，县委书记也会人为阻隔政策制度乃至法律的顺畅推行。而且，还动辄以“特殊性”要挟上级，以实现治下的地方利益。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严重侵害民众权益的恶劣事件，有的地方甚至酿成震惊全国的民变，其根源多在于基层治理的封闭与落后。不仅没有忠实落实中央精神，反而大搞钳制民意那一套，甚至以维稳之名，粗暴凌辱民众，当然行之不远。

现在不少论者在谈及县域治理时主张，应该给县委书记赋权，“高配”云云，这样的意见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在一些县委书记抱怨“财权”等不足的同时，民众也能看到一些强势县委书记权力的失控。所以简单谈赋权无法应对基层政治的复杂性。县治还是要放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进一步明晰、调整县委书记的权责，而不能只是靠理念的说服。

打破“独立王国”，管住“一把手”，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和刚性的制度，约束县委书记的权力任性，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得逾越这条底线，地方再“特殊”也要服从整体和大局；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通过政府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让社会公众监督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是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关键环节，一支高素质的县委书记队伍，不仅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工作部署的重要节点，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基础所在。让县委书记形象不再“负面”，既是这一群体的诉求，也是民众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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