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敏并没有第一时间获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一位记者先告诉我的，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位76岁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另一个身份是钱学森的堂妹。

10月31日下午，钱学敏打电话给钱永刚，核实了消息。钱永刚对此的解释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也不敢告诉亲人们，他们也是年事已高”。而其时，已经很少登台讲课的钱学敏，将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的课，正是关于钱学森的复杂系统和大成智慧的理论。

“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他告别。”钱学敏一度哽咽。

每年钱学森的生日，钱学敏都会去看望堂兄。如果长时间见不到钱学敏，钱学森就会问问儿子钱永刚她的近况，只要听说钱学敏很好，他就很高兴。

“他如果想我了，不会直接说出来，会打听我的近况，但是我知道那是他惦念我。”钱学敏告诉记者。

1997年，钱学森住院，钱学敏赶去医院探望，这一次她近距离感受到那对相濡以沫62年的夫妻之间的默契。

“钱老的耳朵，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钱学敏说，“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说，蒋英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英来了呢，原来蒋英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里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

84岁的航天部物资局原局长张锋，也多次见到蒋英推着轮椅上的钱学森，到航天大院内“散步”。“钱老的晚年是不寂寞的，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张锋说。

研究“吃”，也很认真

国防科工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前副部长李明实是钱学森的继任，现年92岁，晚年时候，钱老还经常和李明实一起散步。“他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读报纸，一个是听广播。”李明实说。

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传统报纸，是钱学森每天的必修课。2003年，秘书涂元季去301医院探望钱学森。躺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按照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准时于下午3点从床上坐起，打开当天的报纸认真翻阅。

“前些天我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得不错。”涂元季告诉钱老。

“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钱学森很认真地回答了涂。“他还是那么严谨、准确、敏捷！科学家的特质竟一点都没衰老。”涂元季很是感慨。

“离开那天，他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还在看报。”钱永刚说。

每天早上7点，钱老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名为《科学知识》的节目，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了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美国任教时养成的习惯。”儿子钱永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期间，那里的教授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从来不看电视，钱老也保留了这个习惯。

钱学敏自1989年参加钱学森亲自领导的学术研讨班子，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以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教育事业也一直是晚年钱学森十分关注的领域。

“他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钱学敏说。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鲜有人知的是，钱学森在“吃”上也有不少研究。秘书涂元季提到了钱老的一件轶事：

一年春节之前，我去钱老家，炊事员说：“首长想吃豆沙包，可我不会做。”听到这话，我心里酸酸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想吃点豆沙包居然都吃不到。我爱人是四川人，会洗豆沙。我就让我爱人洗了一包豆沙，送到钱老家，并告诉炊事员怎样将豆沙做成馅。春节期间我去看望钱老，夫人蒋英同志对我说：“谢谢你爱人小杨，她做的豆沙馅真好吃，老钱一口气吃了五个豆包，我怕他吃得太饱，没让他再多吃。”

为了研究“吃”，钱学森在1994年给杨家栋教授的信中还提到了如何烹饪：“就如用机床加工部件，工人师傅的智慧与技巧是被吸收到机器操作中去了，艺术是人创造的，但可以让机械化生产吸取。外国快餐店的操作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他们的操作规范却是烹饪大师制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引入机器人代替青年快餐烹饪工。”

钱学森的导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的冯·卡门曾这样评价钱学森:“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2007年，钱学森当选为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8年，在航空界颇负盛名的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评选出2007年年度人物，钱学森当选。“钱学森成为我们的年度人物并不是由于其亲自领导取得了这些成就。已经96岁高龄并且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他已经很多年不在中国空间项目中活动。然而，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该刊的长篇评述中这样说道：“从1956年开始，他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