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之道

如今，面对如何拆除围城垃圾这枚巨型“炸弹”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答案又从填埋变成了焚烧。

放眼全国，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年逾花甲的环保权威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而且累积效应是十分可怕的。”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其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他认为，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据了解，当前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而中国城市垃圾处理70%以上都采用比较简陋的填埋方法，高温堆肥和焚烧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垃圾治理问题，北京市政协常委李少华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快城市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的建议案。

他在议案中写道:垃圾处理的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并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确定专业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协调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通盘考虑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和措施，注意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独家包办。”

此外，他还多次建议垃圾处理走向市场。

这与全国政协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程青呼吁，要向社会开放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企业管理、政府监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竞争平台，将垃圾的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再生利用、产品经营等一体化，形成一个产业链，实现互动式发展。

而在王维平看来，源头控制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

所谓“源头消减”，不仅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还包括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等。

王维平认为，目前国内垃圾的减量化已不是最大的问题，难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回收。比如，小小的一只废电池。

人人都知道废电池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中国电池年产量180多亿只，回收率却不到2%，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开始注意对其分类单独回收，很多小朋友们也费很大劲将其收集起来。但回收结果却是，即使这些废旧电池在源头上分开了，也很少有企业愿意回收利用。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王维平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就会很危险。”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百家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

一位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而这恰恰又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他说。（《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