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市长们头疼的高昂“学费”

“城市垃圾也称城市固体废弃物。它是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丢弃的家庭生活垃圾(包括有机、无机和危险品如干电池、荧光灯管等)与人们吃喝有关的厨房有机垃圾及公共场所垃圾、环卫部门道路清扫物(绿色植物残骸如草坪除草、树木剪枝、落叶、纸品、塑料制品和尘土等)及部分建筑垃圾的总称。”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

在他看来，垃圾以及垃圾处理可以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

史料记载，早在“半坡遗址”就发现了专门消纳垃圾的坑。到了汉代，还有了城市垃圾清扫、清运的专业工人。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垃圾处理却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统计显示，1999年中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产生1.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

1998年，全国共有69.63万名专业城市环卫职工，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不少城市开始推行分类、收费等新措施。

但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流于形式，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

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然而，媒体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虚设。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的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

而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垃圾的“代价”颇大。

调查显示，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

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则更为高昂。

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而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

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

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

而由于环境意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投入、技术装备、设施配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陈旧落后的方式，即人们所称的“搬家式”垃圾转移。

这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厂，有些城市还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和设备，但就总体而言，垃圾处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也对一些城市的环境安全构成隐患。

北京市地勘局地调研究院公布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选址地质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平原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近500处。其中正在运营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场及转运站共有360多处，占正在运营的垃圾处理场地总数的95%。

一面是城市化进程，一面是生活垃圾“围城”的困境，双重压力之下，该如何突围？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垃圾处理列为政府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之一。

由是，在追求城市化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寻找破解“垃圾围城”窘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