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全党团结一致，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经过三年调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并有了新的发展。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越绷越紧，“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在1964年11月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以后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所指出的:“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对“文革”的认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总理是抓得紧紧的:一条是，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对于当时运动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他一经发现，就挺身而出，积极加以纠正。记得1966年7月8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文革”情况时，曾明确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作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他还强调:“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另一条是，在重大问题上经常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或者首肯，运用毛主席的权威，对运动做一些矫枉和引导工作。在“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当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我还就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于7月7日专门向总理汇报过，他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那天下午，总理还在各口汇报“文革”情况的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都还能保持运转，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上，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少奇同志，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13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几个月，大触每个人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睡不好觉，让任何单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也登台亮相讲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

十

这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

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为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总理还在9月底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十一

这期间，“文革”的风浪已经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学生冲击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学院和琉璃河水泥厂的200多人包围建材部，揪斗赖际发部长，罚站罚跪，还动了手。9月中旬，有两派学生组织进驻了国家经委，分别支持经委的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严重干扰了国家经委的正常工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们立即研究，并指派我去处理此事，说服两派学生都退出经委大楼。说服工作相当难做。两派学生开始都不买帐，后来我不得不说“这是总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两派学生才同意退出机关。后来，我就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生不能到工厂搞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周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周恩来九·十六。”(附原件1)他完全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这句话，显然是为了敷衍那个形势，以使我们的主要意见能得以通过，于大局有利。

也是在此前后，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9月15日深夜，总理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一响，我即醒来，马上披衣去接，一听是他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他说:“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他谈了大致情况，要我抓紧处理好这件事。我当时考虑，现已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他说:“好！”通完电话后，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周恩来九·十六，二时。”(附原件2)看罢批示，我深深为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