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随着许多矛盾的出现，逐渐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59年初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就讨论了纠正“共产风”的问题。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主题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做一做“冷锅上的蚂蚁”，总结检查当时的几项主要工作，通过已经起草的会议纪要，把国民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周总理基于对经济状况的深刻了解，很想把求实精神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在会议前期为此深入进行了工作。

当时，我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谈问题，一直开到下午4时才散会。散会后，总理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要求我们在两天内拿出方案来。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 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7月26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去总理住处开会。原来，北京传来的当年钢材生产的报表他已经看过了。计委、经委的工作有些责备:“七个月过去了，到现在许多问题还不落实，这怎么能叫人满意呢？钢材，能想办法多搞一点当然最好，实在不成也不必硬撑了，有多少算多少，但一定要落实。”听了总理这些话，我们在场的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在深入思考“大跃进”的教训，盼望着会议能通过那个已经起草好的纪要，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谁也不曾料到，没过几天，会议无端地提出了所谓彭德怀同志“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会议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纠‘左’”变成“反右”，“冷锅”又变成“热锅”。周总理在会议前一段提出的课题，当然被搁置到一边了。

六

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几个“大办”一齐上马。直到1960年后期，迫于国民经济诸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度过经济难关的课题，才真正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在三年调整中，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卓越贡献。周总理作为第一线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西花厅召开了由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剖析，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周总理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打仗不就是这样么？没有经验就打败仗。经济工作，看来我们仍是没有经验，连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内。许多事都是我们提倡的嘛。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动地搞‘马鞍形’。”

周总理还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个字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

1960年12月30日到翌年1月，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开始时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那时就迷信大办，过去大办过钢铁，这次大办水利，大办……，大办副食品基地。一方面压共产风，一方面又搞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据说这次共产风比郑州会议前还厉害。”

周总理于1961年1月19日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说:“情况明，决心才能大，还要方法对。现在看，情况明很不容易。刚说弄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又变了，又不是那么回事了。粮食原来说入库190亿斤，以后又说180亿斤，一天一天在变，只得进口。进口原安排50万吨，现在是300多万吨。”“去年2000万吨钢，实际不行，但我们一直很久不承认。”“过去是煤炭问题，现在又出了木材问题。总是事情发展到情况严重了，我们才知道。”

周总理接着说:“讲到这里，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各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谈到具体工作部署时，他表示赞同小平、富春等同志的意见，并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补充。他要求刚刚成立的“十人小组”，认真组织落实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措施，抓一季度又要照顾今后三个季度，抓重点又要照顾全局，抓当前紧急的又要照顾长远的。

周总理的这篇即席讲话，既原则，又具体，使我们很受教育，又很受鼓舞。他提到的“十人小组”，是小平同志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宣布的，成员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等，并确定“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

七

按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部署和决定，1961年春夏两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组”。周总理让我们在养蜂夹道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晚上就到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困难，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天晚上开会结束后，可以免粮票并免费吃到一碗面条。每次开会，周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汇报后，对有些情况还要连夜进一步追问。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夜深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在那些为扭转“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的日子里，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十人小组”的工作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研究处理的问题都触及到当时经济生活的总神经。比如，要保钢材的产量、质量，冶金部门就提出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煤炭部门就提出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机械部门就提出要保钢材的供应和质量。如此循环，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从重量到重质，全面提高各个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已成了当务之急。又如，“保煤”问题，既需解决采掘机械，更需解决周总理已经指出过的劳动力问题。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很大，粮食定量低了不行。而且不仅是粮食，还需要一些象酒这样的特供品。矿工长年在井下干活，阴冷潮湿，不喝点酒不行。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决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证供应粮食××斤；供应白酒x瓶。“老大哥”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又冒出了“老大嫂”的问题。原来，当年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农业遭灾，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妻子儿女难以糊口，就跑到煤矿上去找亲人。煤矿工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旁挨饿而自己一人吃饱，就得分出一杯羹给妻子儿女，这样，他们自己又吃不饱了，影响了体力。周总理得悉了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

当年8、9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周总理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经济调整方针的工作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毛泽东同志也完全赞同关于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部署。中央领导核心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或晚上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6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十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星移斗转，20多年过去了，现在“十人小组”中的6位同志已经永离人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也应当受到后人的尊重。

八

1962年是我党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经济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一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说到:“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并争取经济工作的新进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总理日以继夜地战斗在调整工作的第一线。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在福建组有个发言，严肃地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总理在西花厅连续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3月8日下午，总理根据大家议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一篇发言。经济形势方面，他讲了五条:(1)农村形势所谓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是指政治经济总的情况而言；单讲生活情况，目前仍很困难，并未过去。目前春荒早到，有的地方春荒情况不容忽视。(2)工业生产力破坏严重，通货膨胀，工人体力下降，心情不舒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长此下去一定要出问题。(3)市场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生活下降。(4)财政、信贷、物资不平衡。(5)国家和人民个人的底子更薄了。他的结论是，目前处在恢复调整的最关键的时期，国民经济要继续作大幅度的调整。他提出的措施有十条:(1)计划安排要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农业、市场供应为主来考虑问题。(2)要从最急迫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物资分配。(3)要从短线出发安排生产。(4)从现在起就要搞好综合平衡，而不是在若干年后。(5)要以节约的原则安排生产，消耗大、质量低的企业要坚决停下来。(6)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7)国防建设要循序而进，尖端只能是试验，不能多搞。(8)基本建设非砍不可，至少要砍四分之一；今后一段的基建，只能是补缺口。(9)关系全体人民的事，一定要稳，不能轻动，如粮食问题，必须由中央统一调度；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事，要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不能拖拉。(10)下一道命令，将所有高级消费品统统冻结。周总理提出的这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经过党中央的进一步讨论和充实，后来成为他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中的基本内容。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所经历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周总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是令我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