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来凑巧，我第二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党已成为执政党，担起了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那是在15年后的1953年11月。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总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同志(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我讲工交生产情况。总理进来时，我们在会议室门口迎接他。在见到他的那瞬息间，我发现他英武可亲一如当年，而且显得更年轻，更加神采奕奕。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向他汇报。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我们刚刚汇总起来的，不少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就出现了一些尴尬的镜头。有时，我们正说着，总理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我们就忙着翻本子，他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待我们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当时我们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我们几句，他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他的这番话，比直接批评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我总要把一些基本数字切切实实地弄清记牢。

在那次汇报中，总理与我们一起算了好几笔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厂的帐:给多少斤棉花可以生产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给资本家多少工缴费？等等。他特别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对他们“五毒”方面的错误，注意他们的守法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又要尽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对资本家要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要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粗暴、草率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应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新的经验。

周总理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5年1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从此经常直接聆听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带着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差，也是第一次与他同坐一架专机。登机以后，他与我们亲切交谈起来，谈这次会议的开法，也谈了些万隆会议上的花絮。我们正入神地听着，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快到山海关了吧？”

“是的，总理。”

接着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飞到山海关的时候，在上空转一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

周总理接着对我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

我当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和总理的秘书及其他随员一起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飞越山海关后，我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周总理。他笑呵呵地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呐！”

四

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的是他指导经济工作中的求实精神。

1955年，党内曾开展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一有机会，还是要大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发言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那些年里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1956年11月10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走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总理上述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一贯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论述，在当时还是能得以贯彻的，但也并非没有分歧。一年多以后，我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周总理的这些告诫就很难再贯彻到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