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条意见,是对中央作出举办特区决策以后的有关各项方针政策的集成和发展,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操作规程、重要的政策性措施、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内部权益分配等问题,构筑了总体框架。它对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7月,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吸收利用外资迈开了步伐,形势不错；改革外贸体制着手进行,外贸出口呈现较多增长；两省通过改革体制,搞活经济,加快了发展；经济特区的建设相继展开。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贯彻实施,由决策构想变成了俨然在望的现实。就在这个时候,7月15日上午,小平同志找万里、姚依林同志和我谈话,对经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对外开放,小平同志说,哈默石油公司对我有个启发,外资值得利用,长期计划中一些骨干项目,我们自己搞要十几年才能搞成,利用外资也许只要五六年。要搞,就早点动手,主动去搞。他还指出,要加快外贸改革的进度,要由“你那个委员会(指国家进出口委)统一对外”。

7月2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胡耀邦同志和书记处的多数同志都到了,国家计委、进出口委、外贸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事先,我组织进出口委起草一个《汇报提纲》,集中了1979年以来的进展情况,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提出了意见。在汇报完毕后,我又强调了两点:一是出口工作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要抓精神状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抓货源,抓生产基地,抓经营管理,抓体制改革,抓政策配套,不能坐等人家上门,必须走出去做生意。二是积极利用外资,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突破口。对这个问题,党内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大项目要慎重,详细论证,不能仓促上马,而中小型项目可以放开一些。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汇报提纲》和我的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天没有结束,30日又开了半天。

这次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外开放的讨论,反映了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指导思想有进一步深化。我记忆犹新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对外经贸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耀邦同志说,现在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都不是一国的事情,要从全球来考虑。我们的经济工作,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部力量为辅；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但不要忽视外部资源；要学会两套本领,既要提高国内工作的本领,又要学习开展国际经济交往,走向全世界。在引进问题上,要准备付一点学费,一个时期吃一点亏不可免,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速度。

第二,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要解放思想。好几位领导同志都指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领域解放思想最差。应当怎样理解自力更生?不是进口东西越少越是自力更生。完全靠借债度日,依赖外国,当然不行。但是把人家的长处拿过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补己之短,加快发展速度,就是自力更生。今后中国经济建设不能再走基本上封闭的道路、自给自足的道路。这个基本方针要坚决定下来。

第三,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许多同志都赞同我讲的意见,强调国内资金不足,就要善于利用外资,即使付点利息,但可以买得时间,不能顾虑重重,迈不开步子。当前如何利用?主要应在合资、合营方面发展。

第四,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到会的领导同志一致同意《汇报提纲》中提出的外贸出口增长应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幅度,认为我国发展出口有三个优势:煤炭等资源丰富,劳务(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各种工艺技术型劳动)成本低,机械制造能力有一定基础；主张在财政上扶植外贸,物资平衡上挤一点照顾外贸。后来的外贸持续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机电产品出口,1981年才十多亿美元,1992年达195亿美元。

第五,发挥两个积极性。外贸也好,外经也好,根本方针是统一领导,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分头经营,发挥两个积极性。整个外贸必须进一步搞活,首先是上海、天津,应该多放宽一些,特别是在来料加工出口、产销结合上,要给他们更多的权力。按部就班走四方步,经济搞不上去。要放手鼓励那些能够开拓局面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得不到支持,评头品足、拉后腿的人得不到批评,拨乱反正就没有希望,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

这次汇报讨论的精神,传达下去后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工作,今天来看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摘自《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