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气氛热烈，到会的省、区、市负责同志，一个个发言，讲学习小平同志谈话的体会，讲本地区的打算，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要求、意见和建议。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同志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会议结束时，小平、先念等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小平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这是对全体与会者，也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迄今为止，这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会上，地方同志很关心究竟开放哪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在2月24日小平同志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已初步议定了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同志赶来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增列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广东、福建的同志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这倒不是忽略，只因这两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已经开放。这次也吸收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这时，起草文件的同志向我建议: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只有秦皇岛未列入，似应补进。我同意了。就这样，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

转眼到了1987年。筹办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在这一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事还要从1984年说起。那年3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我先作了个引导性的讲话。到会的地区和部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赞同我讲的内容。唯有海南到会的负责干部不太满意。我讲完休会时，他们就提出: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在当年2月14日小平同志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特区和开放工作时，确曾讲过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我的讲话中的确没有引用这些话，这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暂且不提。小平同志那篇重要谈话，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讲些意见，“请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厦门特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了，决定要办；而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件事并未讨论，我怎么好讲，而且用“赶台湾”这种说法来表示就更不准确了。我牢记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过:毛主席的谈话，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不能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我对小平同志讲的这一句话，就是按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去对待的。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意在强调加强海南开发建设，但是20年内发展到台湾的经济水平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海南这位负责干部大概是想用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促进各方面支持海南的工作，用意是好的，但要求急了，不可行。后来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公开发表时，也没再提这句话。

1983年12月在海南视察海南从1983年实行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的方针以来，工作是有起色的。各方面对海南的开放和开发都很支持，表扬、肯定、打气、鼓励的话比较多。海南的某些负责同志本应谦虚谨慎、正确对待，可惜却在思想上沾沾自喜，工作上急于求成，结果闯出大乱子，导致大挫折。这就是1984年海南不听招呼，大量倒卖进口汽车的严重事件。关于“倒卖汽车事件”，1985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组织了检查，作了严肃的处理。为了教育全国，挽回影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检查处理报告。雷宇同志作为海南行政区政府第一把手，在这个严重事件中的确负有领导责任，在工作上犯了大错误。究其本意是想从中赚点钱，积累些建设资金，但后来完全失去控制，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在海南是勤恳工作的，个人的操守作风是好的。面对中央的检查，他承担了领导班子应负的主要责任。受到处分调离之后，他接受了深刻教训，先后在花县、广州市和广西工作，表现也是很好的。

“倒卖汽车事件”是海南工作中带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害了干部，坏了名誉，亏了经济，误了时间，还背上了三个“大包袱”。一是思想“包袱”。县处级以上干部思想波动，感到错误严重，抬不起头来，想振作精神再干，又觉得问题一大堆，困难重重，不少人谋求调离。二是案件“包袱”，立的经济案件有700多起，查处这些案件的干部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三是经济“包袱”，大约有五六亿元的烂账，还有积压的盲目进口物资价值11亿元。不巧1985年又遇到50年罕见的大台风，200多万亩农田、400多万株橡胶受灾，损失在4亿元以上。

在检查处理“倒卖汽车事件”过程中，我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海南“倒卖汽车事件”要严肃查处，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海南的方针政策应坚持继续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完全同意。1985年5月，我约海南负责同志来京，向他们作了传达，要求他们在困难时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7月，我邀当时已应聘任我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11月，我用了一个星期，带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特区办和广东省的几位同志，到海南与当地干部具体研究如何总结教训、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

摘自《谷牧回忆录》，谷牧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