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本周三，国务院任命张勇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该机构2月6日宣布成立，被公众寄予厚望。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说还是任重道远。

解说:

的确，食品安全工作任重道远，面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推动制度完善的同时，也需要有所作为。此次武汉的检测与禁售举动，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启示。这次武汉检出问题豇豆的设备是气相色谱仪，从美国引进，每台价值40多万元，是农药残留检测的精密仪器之一。这种定量检测所需时间大约要6个小时，过程也比较复杂。

杨唐虎(武汉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

我们武汉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当时我们市一级投入了2200多万元，购置检测设备和检测仪器，从2006年开始，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市级这一块的检测经费在100多万元以上。

解说:

资金、设备，以及检测的耐心，都说明排毒并非不可行，但是其推广价值却也被打上了问号。海南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相关人员接受采访时说，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的检测过程中，全国普遍采取快速定性检测法，这种检测的优点是速度快，费用极为便宜，缺点是检测并不彻底，而最为彻底的检测方式——定量检测费用昂贵，时间长，不适合农产品。对于市场来说是不现实的检测方法。

根据调查，在豇豆产地之一的海南陵水县做定量检测的仪器全县只有一台，因携带不方便，目前放在农业局办公室，基本只用于摸底调查检测。陵水的例子也提醒我们在基层地区，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挑战或许更大。

记者:

武汉市农业局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方面的监管，日常都是采取哪些措施呢？

杨唐虎:

我们在全市建立三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第一层就是我们的市一级和区一级农检中心负责对辖区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抽查。第二层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我们的蔬菜基地都建立的质监机构，蔬菜在上市之前进行自检，自检合格以后才能上市。第三层是经营单位自检机构，包括第一是批发市场，第二是集贸市场，第三是超市，这方面他们建立了自检机构。对销售蔬菜实行最后一道把关，通过质监合格才能够销售。

解说: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已经不是第一次禁售海南豇豆，2007年2月，武汉农产品检疫检测中心就发现来自海南的豇豆农药残留超标，立即下达了两个月的禁售令，如今这样的一种昔日重现，让人回味良多。

主持人:

看过刚才的短片，似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意识强的检测能力高的，舍得花钱的检测的标准就高，意识差的，不舍得花钱的检测标准就低，岩松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同时存在？

白岩松:

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容易得出的答案，其实事实要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对生鲜的需求很高的蔬菜、瓜果来说，如果检测的时间不长的话，那么这里利弊中间的权衡会有很大的问题，大家当然可以去说了，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

但是，不仅仅如此，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否则烂掉的瓜果也是没有人要的，它含有另外的一种不安全。但问题就在于如何始终去做这样的事情，保证这种监测始终能够有效，这次出现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也注意到了，生产地的某一个当地，立即就购了几十台的检测设备，说明也是可以做的，而且这笔投入看似局部很大，但是对于将来整个产业的壮大来说，其实它又是值得做的。

另外还有一个，必须是长期保持这样的密度和频率，这样的话，始终会敲响警钟，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和全部的监管放在了检测上面也不一定对，因为这里还留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这种不该用的农药为何可以不被监管流入使用当中，如何在源头上打死他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改变很多农民。有的农民是故意使的，其有的农民他不是故意使的，觉得这个效果好。还有现在一种新的可能更加可怕，在那种合格的农药里头，搀杂了这些含有高毒的农药，这样话，让人感觉，这个合格的农药效果真好。

主持人:

这是无意识的使用了。

白岩松:

对，所以还是要回到源头去做，检测我觉得咱们都不用谈了，能不能做好这件事，而且地方政府是负总责的，不管是生产地还是销售地，都要做好这种检测，把几道大关，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

可是另一方面源头非常重要。

主持人:

前面一个环节当中，我们观察的是海南的反映，我们现在说一说检出地湖北武汉的反映。他们给人感觉反映很快，而且迅速地销毁了三千多公斤，阻止了2.5万公斤的流入，也发出了禁售令，你怎么看待它这一系列动作当中，哪些细节吸引了你的注意？

白岩松:

我觉得会有一些悄悄的声音说，是不是有点过重了，是不是有点地方政府越权了，但是我觉得在目前食品安全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而且“牵一发动全身”的情况下，适当地矫枉过正无法指责。在这一点上，武汉毕竟拉开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