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勐腊县磨憨口岸设立的反拐联络官办公室是中国公安部门在西南边陲设立的一系列跨境反拐联络办之一。作为全球儿童权利的倡导机构，儿基会的中国办事处在2001年启动中越跨国打拐项目，协助广西、云南两地公安机关先后在与越南、缅甸接壤的东兴、凭祥、靖西、瑞丽、河口、陇川等县市建立了6个边境地区打击跨国拐卖执法合作联络官办公室。

儿基会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专家王大鸣介绍说，过去9年里，儿基会多次组织联合边境考察，预防拐卖宣传活动、联合培训，并积极支持中国与相关政府签署反拐国际公约和跨境反拐谅解备忘录，还为中国警察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越南语培训班。2005年和2006年，中越两国公安人员实施了两次专项打拐行动，解救数百名拐卖受害人。

为保护和遣返拐卖受害人，中国公安部门在广西东兴、宁明以及云南首府昆明建立被拐卖儿童妇女解救或中转中心，让他们在遣返前接受生理心理检查、治疗及康复。

王大鸣说:“由于被拐儿童通常非法入境，因而在过去一度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如今，儿童保护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反拐工作的核心内容，毕竟，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理应得到保护与援助。”

今年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布20周年。公约第35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中国于1990年签署加入该公约。

国际儿童慈善机构――英国救助儿童会在云南等地开展反拐已近十年。反拐项目经理何叶对多年来跨境拐卖格局出现的变化深有体会。她说，救助儿童会从2002年起关注湄公河流域的拐卖，当时云南等边境地区跨境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务工、走亲戚的儿童常有被拐至色情场所，而中老、中越边境女孩被拐为人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2004年起，昆明－曼谷公路中老段修通后，劳动力输出增加，一些老挝女孩被拐卖到中国。

救助儿童会自2004年以来，协同云南省公安、妇联等部门共从泰国、马来西亚解救了50名被拐儿童和妇女。该组织中国项目政策与传播主任李萍在回顾多年来反拐工作的演变时说，反拐内容已由最初提高权利和自我保护意识、倡导安全流动转变为到结合减贫、提供实用技能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综合治理手段，这种全面保护儿童的机制对反拐工作至关重要。

她说:“目前儿童拐卖的花样越来越多，男童拐卖过去通常单纯表现为被非法领养，如今也出现性剥削；还有的流浪儿童被拐卖后沦为犯罪儿童。”她认为，反拐过程中对儿童的权利保护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能有任何方面的缺失，应从源头上予以解决。

儿基会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项目负责人马思婷在新近举行的中老边境反拐会议上强调:“人口拐卖没有国界。随着边境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务流动的增多以及日益便利的交通手段，拐卖的风险也不断增加，儿童妇女极易受到伤害。”

她认为，尽管从媒体上偶尔出现的报道看，跨国拐卖案例并不高，但由于目前尚没有一个很好的拐卖报告与跟踪机制，这些公开的数据应该只是“冰山一角”。

马思婷承诺，儿基会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及周边国家政府携手预防和打击人口拐卖犯罪活动，保护受害人。

2004年，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6个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为了更好地协调跨境反拐行动，中国公安部门已与越南、缅甸同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儿基会的王大鸣认为，这些备忘录确保了各方长期有效合作的工作机制，其作用不可低估。

2007年底，《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出台，政府各相关部门加入反拐行动。中国国务院建立了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合31个政府部门，并在公安部设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

今年5月，中国公安部设立被拐及失踪儿童的DNA信息数据库，32个省级和11个地市级公安机关的DNA实验室已实现联网，共享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异地查询比对被拐卖儿童DNA数据。

但勐腊县公安局的赵显明希望跨国拐卖受害者的个人信息也能纳入公安部门的全国反拐网络，以便各地干警分享情报，迅速破案。他还呼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界定拐卖婚姻、边民通婚和跨国婚姻，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简化跨国婚姻登记手续并广泛予以宣传。

“不然，如果拐卖受害人被解救遣返后又自主选择与买妻家庭团聚，我们的解救努力便会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