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去跳楼”

2007年底，包工头拖欠章和进的工资，作为建筑带班，他又拖欠工友

章和进自己也有过跳楼讨薪的经历，那时，是真的想跳楼。

2007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中南路一幢30层高的楼顶，章和进就那么站着，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瘦小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破塑料袋子”，被风吹得摇晃。

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遗书”上称，“我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辛苦一年多，一分钱没领到还负债累累，恨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将工人的工资卷走，我的死就是他们迫害的”。

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章和进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当了两年厨师之后转行做泥瓦工，随后辗转北京、石家庄等20多个城市，也算见多识广。

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那些跟着章和进出来打工的老乡，不断上门找他要工钱。

因为“不好意思”面对那些讨债的老乡，章和进说，他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我不是躲，只想有了钱再去面对那些老乡，他们出来辛苦打工也不容易。”

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觉得没法活了，当时，我只能去跳楼”。

章和进记得，他站在30层楼上一个小时后，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

僵持了3个小时。

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章和进说，他那时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跳楼的确是讨薪的一个好办法，成本低，时间短，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