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那名农业官员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答案:“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承包权永远掌握在农户手中，可以解决非农村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也可避免两权集中导致的农民失地问题。”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金融机构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是，因为土地经营权是个虚拟的东西，金融机构仍然不愿贷款，合作社的融资渠道依然不畅。
蒲勇健也表示，农业专业合作社不能解决土地上的所有问题，如果重庆市仅靠技术性改革注定将不会成功，可能会形成所有人都在参加，但是最后所有人都不想管，也管不了。他说:“我曾经也热切关注过‘股田制公司’的情况，觉得其并非一无是处。股田制有它的优点，应该可以和农业合作社并存，如果目前的法律上有阻碍，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修改《公司法》等法律内容呢？”
显然，中国的土地改革必然涉及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物权法》等，可以说都在限制着重庆土改，令其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又想改革，又怕风险，尤其是害怕农民失去土地，这就成了改革的悖论。”蒲勇健说，“像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农业比重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本来可以向其学习，但最后仍然有一个关键问题无法逾越，即它们的土地是私有的，农民的自主性很强，可以随时选择加入或者退出。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该《决定》在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同时，还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不过该《决定》也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尽管重庆的“股田制公司”实验遭遇挫折，但是农民土地交易权扩大的脚步已经无法停止，千方百计让土地焕发生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重庆市土地交易所很快就会有眉目了，到时候将为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带来极大的帮助。”2008 年10月底，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一名官员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不过在中央没有正式批准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免得又遭遇像‘股田制改革’被叫停那样的尴尬。”
不过已经有人先行一步。2008年10月13日，旨在“推动农村产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农村资本的有序流转”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为全国首例。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和市长葛红林双双参加并一起为交易所揭牌，足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产权交易之热衷程度。
贺雪峰则提醒说:“无论是已经成立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还是即将成立的重庆市土地交易所，我觉得都应该对其经营行为保持一种警惕。因为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财政收益，为了个人政绩，都纷纷打土地的主意，并非真正对土地、对农民的命运负责。”
贺雪峰透露，10月初在赴成都调研期间，自己为此问题“还与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过激烈的讨论”。他说:“农村的土地无论走合作化道路，还是私有化道路，都不能忘记中国的国情，即拥有稳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须的。因为差不多还有9 亿农民无法马上离开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非耸人听闻，所以对于那些肆无忌惮把土地变成旅游、房地产和工厂的牟利行为，我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此前的8月5日，国土资源部和重庆市政府已经签订《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备忘录》，一直对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试点持谨慎态度的国土资源部，将支持重庆探索集中使用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推动土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试验城乡建设用地流转，建设城乡土地交易市场。
重庆拟建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将以城乡建设用地转换挂钩交易为主，并拟将部分农用地的流转纳入其中，开展“四荒地”和林地等土地拍卖业务，相对市场化地进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互换，以解决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需求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重庆直辖10年以来，已经有500万农民向城镇居民转换，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同时也释放出150万亩农村建设用地。依据这样的数据计算，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认为，“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重庆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缺乏问题，还可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建设用地用于复耕。”
据悉，正在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仍保留了长期以来备受非议的政府征地制度，不过，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征地产生差价收益部分的分配制度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城乡建设用地转换挂钩交易频繁之后，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无疑将成为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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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尹鸿伟
编辑：
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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