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胡耀邦发起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讨论

凤凰历史：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他曾经发起过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这个讨论今天可能很少被人们了解，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讨论的过程吗？

雷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目的实际变成"为生产而生产"。1979年9月中旬，胡耀邦指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要他们就此问题写理论文章。10月9日，他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理论动态组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这篇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一些部门的领导的不同看法，在行业报纸上对上述观点作出批评。对这种不同观点间的讨论，胡耀邦认为完全正常，并希望能通过讨论真正弄清"生产目的"。

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的会议上希望他们写文章，进一步从历史上说明"为什么同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要衰退和灭亡的"。他还并明确说："市场就是人们的需要。"当然，他还是强调要概念清晰，不然"过一二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账，说你们拿生活来压生产。我们是要发展轻工业，满足生产的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争论只能戛然而止。

凤凰历史：社会层面的争论停止了，胡耀邦又是怎么做的呢？

雷颐：争论虽然停止，但胡耀邦的思考并未停止。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仍尽可能地强调消费的作用与意义。

1982年5月19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与经济学家。胡耀邦从当时啤酒非常紧缺这一具体问题又切入"消费"。他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更重要的是，他由消费问题深入到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讨。在这次讨论会上，他坦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五年、十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他认为，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特点是"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此话格外重要。从"消费"入手，必然会一步步深入到对旧经济模式的根本性颠覆的结论。抓住消费问题紧紧不放，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凤凰历史：胡耀邦对"生产目的"的思考有何意义呢？

雷颐：胡耀邦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干家"不是理论家、更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思考却突破教条而与现代经济学有不谋而合之处，确实难得。他对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思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地方片面地强调生产指标、规模和速度，单纯追求GDP、将经济增长片面等同于发展。这种过分地追求GDP，为GDP而GDP的急功近利造成了不健康的增长方式，为追求GDP必然是重投资，忽视公众消费需求，不努力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动力和后劲。一些地方甚至为GDP而强征土地、强制拆迁，人民没有与GDP增长相应的幸福感。片面追求GDP其实就是当年"为生产而生产"的翻版。现在片面追求GDP倾向当有多种原因，但与当年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戛然而止或不无关系。

凤凰历史：除了对"生产目的"的思考以外，胡耀邦还有哪些经济思想值得我们注意呢？

雷颐：从改革开放刚一开始，胡耀邦就大力支持种种经济体制改革，从支持个体户到支持不限雇工人数的私人企业、从支持私人长途贩运到支持将国家独享的自然资源交由私人开采，从支持国企改革到支持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一开始他的态度、立场就如此鲜明，因为他在十年前就悟出了"全民所有"的虚幻性，在自己头脑中已对"全民所有"进行了"去魅"。

据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披露，在"文革"高潮的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胡耀邦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涉及到了所有制问题："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还发挥毛泽东的话，谈到了"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的问题："十年前主席就非常深刻生动地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此段话中，最重要的是"全民所有"并不存在、反而会"全民皆无"，"全民所有"是"空空洞洞"的观点。

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对"全民所有"的质疑，其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实践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这种以"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表现形式并不公正，根本体现不出"全民所有"。当年国企改革最主要的原因、动力并非如今天人们所说是"效率问题"，其实主要是"公正问题"。正是这种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前提。

然而三十多年后，改革的思想历程中这重要一幕似乎已被遗忘，因此当年被分析、批判、解剖过的斯大林模式的国有制又成为"国进民退"的理论依据，以此论述"全民所有制"者现在比比皆是。如有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为"国进民退"辩护者声称：在中国讲"国进民退"是要打引号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原则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是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此，"国进"必然就是"民进"，而不是"民退"，并以《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来为"国进就是民进"辩解。这种观点，正是南共联盟早就批判过的、胡耀邦在1969年就提出质疑的、林子力在1979年就批评过的那种将法律上的承认当作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以所有权这个法学概念代替生产关系的现实形态，即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概念的典型论述。

因此，将胡耀邦的所有制思想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中作探讨研究，对当下的中国仍大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