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言内容有异议

我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在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和安子文也对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4日，我到会上发言后即返回沈阳。

15日，郭峰同志作大会发言。

我和郭峰发言后，郭峰在和各大区组织部长接触中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会上提的意见都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后来华北小组和西藏的同志对我发言中“敌我不分”的说法有异议。郭峰向我谈了大家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到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由于意见不一，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决定暂时休会，召开中央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统一认识后，组织工作会议又重新召开。

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10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稿中批注:“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而且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的。”

刘少奇在会议总结中谈到富农党员问题时，明确地说道:“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他说明了就富农党员问题给东北局答复的过程和当时的想法，认为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检讨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会议于27日结束，前后共开了40天。

延伸阅读:作者张秀山简历

张秀山(1911-1996) 陕西神木人。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佳县同乡会领导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被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宁夏、甘肃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参与领导甘肃靖远兵变，成立陕甘红军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秋去上海，入党中央训练班受训。

随后返回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先后任连长、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中共第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0月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参加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艰苦斗争。1935年2月调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5月改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年秋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与领导发展扩大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因受“左”倾领导者错误处理，同刘志丹等被拘禁。

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调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1936年3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军神府独立师政治委员。

不久担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委员，领导加强神府地区各项建设。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第三期九队队长。结业后历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等职。参加巩固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后方基地的组织工作。1943年1月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与高岗保持高度一致，赞同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示褒奖。

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到东北，历任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干部团政治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与解放东北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恢复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辽宁省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共第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