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郭锋和赵德尊还没有休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问题、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会后我将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就讲吧，最好还是找少奇同志谈谈。我看时间已晚，只有等第二天再说了。

发言内容

10月14日上午，我给少奇同志打电话，告之少奇同志正在休息。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讲吧。我发言时，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边，安子文同志坐在我的左边。我说: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时任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党员可否当富农，及农村党员对执行党的决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土改后的农业互助合作）应起的作用发生动摇。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我当时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的，回去之后作过传达。去年“三反”建设阶段，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对此作了检讨。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

1950年1月间，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秀山任团长——笔者注），在北京集中时期，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都作过报告，安子文同志也作过，他在报告中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又说:“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佣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又说:“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报告中偏重于讲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以及我给各省市委组织部长的传达曾经在东北地区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950年3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由高岗同志作结论批评了这种意见。再有，在1949年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即研究过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会上认识是明确的，会后给中央作了报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讲话是不同意那个报告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