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被枪决的“台独”分子系陈智雄

陈智雄系台湾高雄人，早年在台湾念书，后到日本留学，通晓日、英、法、西班牙语。因在日本留学的缘故，其思想深受日本右翼的影响。二战期间，陈曾被日军征调到印尼、菲律宾当了两年多的翻译。日本投降后，陈智雄未回台湾，留在日本一面从事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一面从事“台独”活动。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廖文毅的“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甚为积极，并被廖文毅派到东南亚各国担任“巡回大使”。

陈智雄的活动，引起台湾情报人员的注意。

1955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告知陈智雄系分裂主义分子，给台湾的安全造成了危害，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

那时，印尼苏哈托政府与蒋介石的关系较好，台湾与印尼一交涉，印尼很重视，决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印尼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也交涉过未达成协议，故印尼政府与日本当局商讨陈智雄的遣返事宜时，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觉得此事颇奇妙，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决定利用自己的关系，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陈智雄考虑加入瑞士国籍可进入日本，便很快地办理了入籍瑞士的手续。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对陈智雄的活动了如指掌，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决定收拾陈智雄。1960年12月，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经过多轮交涉，提出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日方原则同意台湾方面的意见，唯一要求是不得判陈智雄的刑。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196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经蒋氏父子同意并批准，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

1963年5月28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

李敖多次说的“台独”分子只有1人被处决，但未说出名字，估计指的就是他。

第三个被枪毙的“台独”分子叫郑评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1934年。其父原是农民，后以经营杂货店为生。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杂货店。20世纪60年代，郑的妻子患了乳腺癌。为了救妻，郑评变卖了所有家产，最后还是未救活其妻。1969年，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高雄来到台北谋生，投靠基督教教徒游进龙。游进龙见郑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将他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收留在自己开的面包店当学徒。与此同时，游进龙的朋友、一位姓林的牧师也在经济上接济了郑评，使他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971年，郑评因积极参加教会活动，被台湾基督教教会推选为“基督教赴日参访团”团员，前往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举行的国际大会。

进入日本的第三天，郑评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台独”分子史明。“独立台湾会”已成立4年，史明正在考虑实施“主战场在岛内”的行动计划，迫切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主战场”在岛内行动的帮手。经过数次交谈，史明觉得郑评“台独”思想坚定，有为“台独”事业作战的意愿，决定将其吸收为“独立台湾会”的会员。

史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郑评时，郑评表示愿意加入，并当即填表办了入会手续，史明将他编为“台湾第11号”。郑评在日本停留期间，史明等“台独”分子对他进行了“台独”政治教育和游击战的基本行动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