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下去调查，陈云在江西最多的时间是用在读书上。他从北京来江西时，带了三箱子的书，其中有:《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这些书，有些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些没有读过，这次补上了。

林彪葬身大漠，陈云感慨万分:“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

7月，陈云曾短期回了一次北京。不久，国内形势突变，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起进攻，制造出一场新的风波。陈云因为还是中央委员，被通知前去参加。由于身体不好，他便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参加。也许因此，他有幸躲开了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引起的株连。而有不少老同志，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贸然表态，结果又遭到事后占了上风的江青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才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回到厂里，工人们看到报上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猜到陈云也去开了会，便请他讲一讲会议精神。陈云摇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这句话不仅是因为程世清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由他来传达；而且也话中有话。程世清是林彪的党羽，在庐山上，他参加了林彪策划的阴谋，会议的内情，程世清当然比陈云清楚得多，确实应该问他。

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一年之后终于有了分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乘坐“三叉戟”仓皇出逃，葬身于外邦大漠。消息传到基层，已是半个月后的国庆节之后了。然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陈云，竟然还是从基层党员干部那里听来的再传达。那天，马骏在厂里听到传达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急忙骑车赶到陈云住处，告诉了他。陈云沉思片刻，说道:“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一会儿，他又感慨地说:“林彪比我还小两岁呢！”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和林彪曾在东北共同领导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他对这个能打仗、沉默寡言的小个子是有很深印象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八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针对“四人帮”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拍案而起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六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