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教授不好当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进入中央党校的学员，不仅有高级干部，还有专家、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校园里的几乎每位老师，都表示“很有压力”。

课堂争论司空见惯

在中央党校，“科学探讨无禁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靳薇等，都是在这里有着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教龄的“老党校”。他们见证了无数次老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精彩的观点交锋。

由于工作经历、知识背景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学员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往往有很大偏差，争议由此而生。

蔡霞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少能在课堂上获得一致好评。我们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同样一门课，有的学员会觉得非常好，有的根本听不懂，而来自发达地区的学员甚至会觉得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2004年起，靳薇教授开设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课，成为地厅班的课程。一次，靳教授在上课时，做了一项测试:一包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应该给下列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选项包括: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和吸毒青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学员直言，谁都不应该给。对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斥之为“知法犯法”。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另有一次，靳教授组织学员讨论艾滋病问题时，某省主管文化工作的学员提议:“将全国的艾滋病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同时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自力更生，如编织麻袋、搞缝纫等。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他刚说完，就有来自西部某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学员反驳道:“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教学压力难以想象

“党校讲坛有纪律”，是中央党校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由于授课对象身份特殊，每位教师都必须严格地全面锤炼自己的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在中央党校任教12年的蔡霞教授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压力不是一般大，而是相当大。”

首先是来自学员的压力。谢春涛教授说，20多年前，中央党校学员的年纪普遍较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而如今，学员越来越年轻化，硕士、博士比比皆是。有的学员甚至看过很多国外原著，对一些问题的剖析十分深刻。谢教授由此得出结论:教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翻新。

严格的考评体系，同样成为党校教师无法回避的压力。据蔡霞教授介绍，目前，中央党校对教师们实行的是满分为10分的评分办法。每次课后，学员们都要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

学期结束时，每位老师所得的分数，都会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各个教研部之间会进行比较。因此，各教研部领导的压力也很大。每出现一次低于9分的“教学事故”，教务部都会召集相关老师开会总结教训，讨论整改措施。不过，“老师的压力更大，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分数太低，这事关面子。”蔡霞教授坦言。

干部学员客串“老师”

高、中级干部学员，给中央党校教师们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压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每位高、中级干部学员，都要完成“两带来”任务，即“带来一个问题”和“带来一个建议”。其中来自基层的一手材料和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党校教师的授课内容。

谢春涛教授回忆说，一次在课堂上，他给学员们讲述“大跃进运动的反思及其经验教训”专题课，其间让几位年纪稍长、经历过那一特殊时期的学员来“补充”。结果，几个学员结合切身经历，谈得非常深入，赢得了其他学员的阵阵掌声。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此后，他经常在课堂上直接向学员们“请教”。

请省长学员、部长学员走上讲坛，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这也被视作“中央党校的特权”。对此，一些省部级干部学员笑言:“叫谁上谁就上，因为在这里，老师最大，学生总是学生。”

2000年，身为省部班学员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被推上中央党校的讲台，为中青班的学员作题为“中国如何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的报告。学员“客串”老师的做法，深受欢迎，也成为中央党校的惯例。

“面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中级干部学员，党校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是开药方，而是提供看待问题的角度、思路和眼光，与学员们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因此，在一些教授看来，党校教师不仅是学者，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思维。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许多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赴地方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如今，面对各方面素养都较高的干部学员，我讲授一节课，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思考和积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势必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蔡霞教授颇有感触地说。

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鹿海鹰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

董必武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员。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

董必武尽管工作忙，但还是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那时，学员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苏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比如，陈赓大将就曾于1943年1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养猪、烧制木炭……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暂时放下枪杆的高级将领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们，都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修建房屋……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大家请来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没过多久，“实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墨宝被凿坏，未能保留下来。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