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敌情，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调一、三军团迅速回师赣南，以便集中力量战胜敌人。这时，无线电通信第一次发挥了调兵遣将的作用。一、三军团接到电报后，于7月10日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昼夜兼程地赶回兴国地区，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做好了应战准备。

7月23日下午4时，配属红三军行动的红军第一期培训班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部队的“万万火急”电报。这是一份“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全文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电报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和蔡会文政委阅后迅速送到一方面军总部。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电报提供的敌军部署，在敌我力量为10∶1的悬殊对比和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打了3仗，3战皆胜，缴枪万余。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总政委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并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毛总政委还当场吩咐胡参谋告诉副官处，发给曹丹辉3块银元以资奖励。

鉴于王诤在反“围剿”中所建的功勋，在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同时授予此等奖章的还有陈毅、张云逸、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罗瑞卿、滕代远、彭绍辉、彭雪枫、朱良才、程子华等34人。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时任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诤带领三局的同志们坚持不间断地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与中央联络中断后二、六军团也十分着急，他们仍用原波长和呼号不间断地守听和呼叫中央台。9月29日，他们和在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便误以为和中央恢复了联系。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正在公开分裂党，准备另立中央，并把到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总部用武力控制起来，还冒用中央与军委的名义对二、六军团下达指示，后来又让二、六军团北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增大了中央恢复同二、六军团联络的难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二、六军团电台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但是，由于原来同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总司令带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台不能对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不得已，周恩来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义，让电台发了一份明码电报给任弼时:“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这时，贺龙、任弼时才明白真相，知道党中央已经北上。由于没有密码本，双方仍不能进行实质性联络。

7月2日，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在朱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很快收到了中央发来的3份重要电报:第一份电报是授予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除二、六军团外还辖原红九军团；第二份电报是让任弼时亲译的，主要指示二方面军党委如何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份电报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这3封电报像指路明灯一样使二、六军团明确了前进方向。由于二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由于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同意与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从此，军委电台和二、四方面军电台之间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络。在王诤他们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三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