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