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是追踪一场具体的战斗的失败，我们可能会归结到战争本身的原因上，比如说炮弹打不响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次国与国的较量来看，那么它的失败原因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近代化。
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就说，我希望把北洋海陆军送上战场，我知道他们北洋不行，所以我需要这个机会来整治他们。打败了才能整治，打赢了肯定不能整治。这是那个士大夫阶层的代表性思维。关于老百姓就更无知了，老百姓里面，甚至于没有近代的国家意识，甚至于觉得日本来打我们，就跟三国演义的时候魏国打蜀国没什么区别。
一说起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疆，我们就说我们的领海神圣不容侵犯，但是我们不会去想我们的领海之外，不是别国的领海，而是一片更广阔的、自由的、开阔的公海。为什么我们的海军一定要在自己的领海之中，而不是去公海之上？我们老是有这样一种自己把自己锁起来的思维。
受访者陈悦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海军史专家陈悦，采访、整理：周昂
嘉宾简介：陈悦，男，1978年出生，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史、舰船技术史、甲午战争史研究，定远号纪念舰策展总监，海军史研究会会长，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委员会委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等刊物发表专业文章近百篇，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清末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沉没的甲午》、《辛亥·海军》、《中国近代军舰图鉴》等。曾参加中央电视台“《解密甲午》”和“《走遍中国》再寻甲午魂”等专题片的拍摄。电影《1894甲午大海战》顾问、电视剧《铁甲舰上的男人们》总顾问。
关于北洋海军的很多坏话是编造出来的
凤凰历史：在中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反思中，关于北洋海军腐朽的描述一直很多，您在过去的论述中指出，一些此类描述其实是误传，那么客观地来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北洋海军这支部队的素质？
陈悦：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这批部队应该是在清代末年的时候，整个清政府军队系统中最为现代化、也是唯一的一支能够跟国际接轨的部队，因为无论它的军官层也好，或者水兵层也好，都是此前的中国军队里面从没有见过的，无论军官、无论水兵，都是经过严格的、西式的专业教育培训出来的，军舰买回来时候相对来说也肯定是世界最好的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批军队毕竟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现代意义海军的传统，所以这支军队没有任何的积习，就是一张白纸上描画，任何一点都是在参考西方，甚至于他们吃饭吃什么都是学习西方，薪资标准也都是参照英国海军的标准来制定的，他们的训练制度也都是完全参照英国海军的制度搭出来的。这支军队从上到下接近于西方的，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能够跟西方相提并论的军队。
我们知道一个军队脱离不了它所依赖的生长的社会，它当然会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属于腐朽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可能很多事情并不是大家不能容忍的，甚至于还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为什么这支军队的坏话会特别多，关于这支军队的那种腐朽的描述很多？我们可以想一想，在甲午战争之间包括之前，中国的陆军其实表现更差、更低劣，为什么关于这陆军，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关于它的腐朽的言论、评价，反而是这支被骂的不成样子的海军，在战争中表现反而比陆军要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被迫面对世界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大变局，我们所处的已经不再是我们东亚小世界了，而是西方列强来制定游戏规则的全球大世界，当时中国是很不情愿的去迎接近代化的。清政府的近代化跟日本的反差很大，清政府的近代化实际上只是军事、或者说是海军的近代化，因为清政府当时感受最深的是海疆被突破，所以这支海军是因为防卫海疆而生，但其本身又有很多近代化的元素，那么这支军队在一个还没有近代化的社会里面，肯定是被当作另类看待的。
当大部分中国人还过着很传统的生活时，海军居然用一种很西式的方式在生活，社会上的年轻人都通过科举考试在追求功名的时候，海军这些学生学五年根本不被社会瞧得起的西洋学问，就能立刻得到一个士子们梦寐以求的官职，而且工资会高于文官的同僚，所以自然而然就受到各种的敌视。所以关于它的坏话，很多是因为海军是近代化的，而社会是保守的才由此产生的。保守的社会对一个近代化的事物会有各种的想法和争议，所以无论我们这支海军干什么事情，他们总有话说。你做好事他们会说是虚伪的、假造的，你做一个坏事更受攻击，所以有关它的这种坏话才会一个一个流传下来。
这种对海军的抨击声很多是根本没有史料依据而编造出来的，但是问题是这种坏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的变成了主流的舆论声调，到了现代以后，很多不明就里的中国人，根据这些坏话又衍生出一些现代才想象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批评说北洋海军在舰上养狗，由此可见军纪败坏，这类的批评都是一些现代人拍着脑袋空想出来的，当年人们即使找各种原因骂北洋海军，都还没有认为这些是可批评的地方，现在很多人开始找这样、那样的原因来说北洋海军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去反思一下，在整个甲午战争当中，为什么日本人说只有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敌手，在陆地上根本无对手？怎么不去问问我们的陆军那么差？为什么这支还能打仗的海军，偏偏是被社会舆论攻击最厉害的部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落后的一个社会里面突然出现了近代化的事物，自然而然地会变成被人围观、议论的对象。
我们没做到全社会近代化是一种悲哀
凤凰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败因有很多说法，比如中国军队腐败、政治腐败、装备落后等等，你认为中国甲午战争失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陈悦：我觉得军队腐败、政治腐败、装备落后等等都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但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对这个问题，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审视，如果我们只是追踪一场具体的战斗的失败，我们可能会归结到战争本身的原因上，比如说炮弹打不响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次国与国的较量来看，那么它的失败原因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近代化。在全世界都走向近代化的时刻，我们认为我们既有的生活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包括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文化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所缺陷的只是我们的军队，甚至于说我们缺陷的只是我们海防上的武器。由此，中国的近代化，其实只是一个海防的近代化，其它社会各方面都没有近代化。而我们的对手，日本的近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近代化，日本是要砸掉一个旧日本，拥抱一个近代化的新日本，甚至于不惜为此进行内战。
整个甲午战争中，我们会有印象，我们老是说为什么北洋海军后勤跟不上，为什么陆军不去支援他们？为什么我们的战略决策不行，为什么我们的情报不行？这一切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机制、整个社会没有近代化，我们空有一支近代化的四五千人的小舰队，这是关键的问题。在世界已经走向近代化的时刻，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时不我待的压力，没有感觉到这种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我们走偏了路或者说根本就是坐下来睡着了。
从某种意义说，实际上甲午战争，包括之前的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两个东亚的不甘于屈居人下的国家的自救行为。因为当时东亚的格局极其严峻，北方是俄罗斯，东方是美国，西侧新疆、缅甸的那一线，英国势力已经进来了。再往南看，法国人已经占了越南等印度支那地区，而吕宋已经被西班牙势力占领了。我们东亚还有多大的舞台能够让我们东亚国家自己施展呢？其实就很小很小了。这个时候，中国跟日本都想要摆脱这种被列强日益收紧脖子上套索的命运。
日本资源很匮乏，它想学习当时的世界列强的崛起之道，就是打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打败一个落后的民族，通过赤裸裸的侵略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崛起。那么它在其它方向突破不了，就盯上了中国，我们中国其实也意识到这种危机感，但是我们选择的模式是通过建设海军，来把我们通向外界的道路或者说外界接触我们的道路封死，筑更高的墙保护我们自己，依靠不与或少与外界接触，来保护几千年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两个国家选择的自救道路完全不一样。资源匮乏的日本如果不把中国踩在脚底下，在当时事实上就没有突破点了，它打不过俄罗斯，也打不过美国，也打不过西班牙。他们认为这一战关乎日本民族的存亡，所以它的危机感会比我们更加深远。而我们不去侵略人家，光靠我们自身的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已经够我们生息存在的了，所以清政府选择一个非常保守的战略，这可能跟我们自己自身的优越先天条件也有关系——地方很大，没有那么深的危机感。所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没有近代化，在全世界走向近代化的时刻，我们只有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而没有做到全社会的一种近代化。
所谓的近代化是拥抱世界，跟上世界的脚步。中国人在这方面努力的艰难，我们不用去想甲午战争，我们就想一想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社会上的反对声音跟保守势力多么大。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8年，过了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落后于世界，还是有好大一段差距，那时候我们的电视新闻中常有这样的用语，就是我国在某方面的建设已经达到西方国家70年代的先进水平等等。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也仍然会感觉到，我们的发展还没有跟上世界。一直到2008年，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开始自信地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社会上的种种事物，很多已经跟西方基本在同一个层次上了。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1840年第一次被西方列强打了之后，我们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岁月，才重新回到了这个点，就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要能够立住脚，必须要迎合这个世界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下崛起或巩固，如果固守你自己落后的一套，那只能换来悲剧性的结果。
清军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国家跟他有什么关系
凤凰历史：相对于清军在战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常被后世研究者称道的。您认为当时的日军之所以具备了这样的战斗力，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陈悦：其实日本海军跟北洋海军已经很接近了，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差距其实日本的陆军跟我们的淮军，湘军等陆军的巨大差距。日本的陆军是彻底改革的，它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的，而我们的陆军只是换了枪、换了炮，制度没换、思想没换、人也没换，这是致命的问题。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军队跟日本军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日本因为整个国家把对外侵略扩张当作了它的崛起之道，而且那个时代确实是弱肉强食的时代，那么它的军队就服从于国家战略，时刻准备打仗，准备打别人的军队和准备等着被打的军队，对待新的战术、新战法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等着被打的军队，它是以得到这个世界最好的装备、学会最好的战术为满足——学会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一个时刻准备打人的军队，它关注这个世界最好的战术是什么，最好的兵器是什么，为的是研究如何来打败这个世界最好的战术跟最好的装备。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创造了很多战术上有突破性的东西，比如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炮兵不应该分散伴随步兵行动，应该把炮兵尽可能的集中于某一个阵地，形成火力集群进行投射，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对这些，清军是完全茫然无知的，当时清军的战斗经验就是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包括我们的海军虽然建的很好，但是我们海军的建军目的是海防，我们以学会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为满足。这个世界告诉你，乱战战术包括横阵战术是主流，我们觉得我们把主流的战术能练的很好，那么我们已经可以了。而日本就不一样，日本人认为乱战战术和横阵战术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学会打败这个战术的新战术，所以他们战前就在研究纵队战术。日本军队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当中给我们的感觉如同怪兽一样，我们的军队到哪里都拼不过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还有，我们应该看一下日本军队的人的构成。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刻，是明治27年，明治元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中间日本政府一个重大的努力，就是重塑日本人——通过普及教育和利用宣传机器，有意识的塑造他们所想要的国民，所以这一代的人已经完全跟前面的日本人不一样了，他有近代化的思维，而且有现代国家意识和狂热的爱国心。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基本全是这种明治一代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冰天雪地之下，一天就靠一个冰冷的饭团和几个咸梅干，跟清军作战到底，而清军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他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国家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中国只有军队才近代化，而日本是举国近代化。那么支撑它的那种工业体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会打败，其实不光是军事本身的问题，它的军队之所以这么强，因为后面有一整套的国家机制支撑着它。
百姓看甲午战争：跟三国时魏国打蜀国没什么区别
凤凰历史：甲午战争中，中国民间对于这场战争了解有多少，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又是什么？
陈悦：当时中国民间我们可以区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既包括地方的乡绅，也包括高层官场上的官员。这一类的人很多都把这场战争当作是一个捎带手攻击敌对派系的一个大好机会。他们把这场战争当作一场内战，他们平日看不惯北洋海军，看不惯李鸿章，那么战争开始了，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赶紧把这群平时看不惯的人送上战场。甚至于他们打败才高兴，他们才有理由说你。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就说，我希望把北洋海陆军送上战场，我知道他们北洋不行，所以我需要这个机会来整治他们。打败了才能整治，打赢了肯定不能整治。这是那个士大夫阶层的代表性思维。关于老百姓就更无知了，老百姓里面，甚至于没有近代的国家意识，甚至于觉得日本来打我们，就跟三国演义的时候魏国打蜀国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跟我们同样文化背景里的小藩属国来入主中原那种状态。而日本把当时中国人的心态摸的非常准，所以侵入中国境内就发了很多告示，其中最有名的告示是在东北发的，叫做《告十八行省豪杰书》，里面说日本进攻中国，是和清政府打仗，不是和中国人打仗，还说是为明朝的皇帝来报仇了。这一招在当时非常非常管用，一些老百姓居然会去欢迎日军，他们甚至于觉得日军的军纪更好。所以会有人甘愿当日本人的间谍，甘愿为日本提供情报，因为他提供情报那一刻，他想到的是他卖出这一份情报，可以为他们家换来十两银子、二十两银子。至于这份情报会不会损害国家，他不知道也根本不会去想，他连什么是国家都不知道啊。
这种思潮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得到，前段时间国内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清日战争》，其中的史观就很有问题，完全采用了日本甲午战争的时候欺骗中国人的史观：就是说所谓的甲午战争应该是日本与清国之战，而非与中国之战，对这场战争的失败，中国人不用担思想包袱，因为是清国的失败。可试问外敌入侵，怎么界定哪个是清国，哪个是中国？这种中国人国家思维的混乱，其实就是当时日本政府最想看到的。
日本对中国各地驻军数量番号等有详尽的统计
凤凰历史：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日本间谍在甲午战争中作用的描写，而清军却无法发动有效的情报战。由此观之，两国同样都被近代军事的理念浸染，实际的收获却存在很大差距。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陈悦：你说的没错，所谓的情报系统，其实是近代军事里面的事务。但是清政府的军队里面，所持的还是我们古代战争的斥候侦探那种套路，很多就是临阵在前敌的侦查，还没有一种系统的对敌方的全盘性的情报收集。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间谍在中国好像是无孔不入，我们派出去的间谍都没有敢进日本本土，而跑到俄罗斯海参崴去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间谍一个个都是中国通，甚至于它的一些间谍都不是政府派出的，是战前日本的类似黑龙会、兴亚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自发的、用自己的钱帮助政府来完成调查，战争一旦开始之后，他们又自告奋勇的帮助政府进行前敌的情报搜集。
这里就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有一种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我们从来没有像日本人了解我们那样去了解过日本，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而他们对我们有一种好奇心和研究欲，甲午战争爆发前就在无孔不入地侦探，我们对他们则是完全的茫然无知。战争打起来以后，再想去渗透这种间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间谍的准备工作应该是很长时间才能做得到的事情。战争中，我们也抓到过一些日本间谍，有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天津县抓捕一个日本间谍，从他的口供里面能看到一些很惊人的事实。比如说李鸿章幕府里面就有人跟这些间谍吃过饭，当然有没有被收买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间谍自己也没说，当时审理案子的官员也没敢深入问下去，但可以看到日本间谍的泛滥程度。
我们今天可以在日本的档案里面看到一些东西，是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但是对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情报泄露，比如说对当时中国的驻军，每一个地方驻扎的军队的番号，营官的姓名，部队的数量日方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出过一本书，全中国的军队底细在上面一目了然。那种情报我觉得不是一个两个间谍在地方上搜集情报就能得来的，必定是得到了类似我们的兵部、军机处等高层的档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直接把这种东西给了日本人了。
我们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情报泄露？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日本没有警惕心，我们还是把这场战争看作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外战。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份东西给日本人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说日本间谍的泛滥，除了他自己本身有能量以外，就是我们这边给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跟土壤，使它的间谍能在我们这边生根发芽。
清朝言官用传统文人道德标准判断战争
凤凰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资料看到，甲午战前，大清朝廷内相当一部人存在着一种乐观情绪，而事实上中国军队的水平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有李鸿章这样的人才对战争有所忧虑，这是为什么？
陈悦：李鸿章是里面的个例。我们现在的人会想象李鸿章的权力很大，但事实上在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中，李鸿章只不过是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甚至于都参与不了中央的军机讨论，他参与不了朝廷最核心的决策，没有批准不得进北京。所以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清醒的判断，战争之前很多人批评说李鸿章主和不主战，其实他的不主战是有缘由的，他是真的知道自身的实力到底是几两几斤的，他知道一旦真的要打，就会溃败，整个局面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朝廷的言官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不需要他们去领兵上阵。
凤凰历史：您认为朝廷的官员们无法获取真实情况，以至于对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误判，原因是什么？
陈悦：因为这些人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归类在一种更高的位置，他们觉得自己是代国家在监督、在评价这些洋务派。他们与洋务派之间本来就水火不容，不可能去了解北洋建设的实情，不可能深入的跟李鸿章探讨战略决策，所以他们等到中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纠缠起来之后，他们所有的主见，我觉得不是出自于敌我双方的实力的判断，而是出自于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的标准——遇到外敌入侵，如果我们还讲道德的话，那只应该有一个反应，就是回击，不可能再有其它东西，如果不回击那不是道德败坏吗？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依据道德作出判断，而不是依据真实的敌我双方做判断，既不了解中国的军情，更不了解日本。所以当时会有很荒谬的事情：战争快不行的时候，有的言官就出来说，我们何不把全国的拖网渔船集合起来，一起开到长崎去，把长崎堵起来？让日本军舰出不来。现在我们觉得是孩童才想的出来的天真主意，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子。你想他们从小就读四书五经出来的，读出来以后就点翰林，然后在北京当官，从来没有出京，也没了解过这些东西，他们所有的军事知识只是来自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这些东西。他们想象中的日本，只是一个古老传说中可笑的倭寇，所以他们的判断就是这样。
甲午战争后洋务事业推行阻力小了很多
凤凰历史：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是怎样总结战争失败原因的，在重建海军时是否曾经根据教训做出了一定的改变？最后的结果又如何？
陈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在点上面了。对于甲午战争给中国的后果，光绪皇帝的罪己诏里说是“创巨痛深”，就是说这场战争特别惨，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赔这么多款，还割了台湾等地方。但这场战争的惨痛之外，我们看到了一丝的亮光，就是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这场战争被打醒了，开始愿意去看西方，看新生的事物，某种意义上他们也促成了戊戌变法的发生。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洋务事业包括近代化事业在推行的时候，阻力就变得小了好多，甚至于从后来的新建海军上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以前建海军是洋务派的事情，但是甲午战争之后，新建海军包括练陆军是什么人主持呢？是以前的清流言官，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以这场战争是给中国人上了非常惨痛的一课，尽管北洋海军是灭了，但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北洋海军所代表的那个方向，就是前往近代化，去跟西方接触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这个方向切口太小了，我们只是一个舰队，不是整个社会。所以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当头棒喝：近代化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了，再不能再去说三道四，说不能修铁路不能架电话线了。
凤凰历史：但是即便如此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陈悦：正如刚刚我说的，我们先看一下东亚的地缘格局，我们上下左右全是列强，我们唯一的生长空间就是中日之间包括朝鲜、台湾这么一小点地方。那么这块地方已经被日本获取之后，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崛起的空间。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内部自身的强大来崛起，因为我们的资源很多，我们不需要去占领侵略，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崛起。但是问题是甲午之后没有机会了，中国本来是大国，现在甲午后崩塌了，更重要的是两亿两白银赔款使中国的财政已经破产，不可能再像甲午之前那么游刃有余地调度财政了，这是非常要命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日本崛起之后，列强明白了，可以把日本作为在东亚的盟友或代言人，而彻底摒弃弱小的中国，中国就纯粹变成一个被人割肉的地方。
甲午战争的失败源于我们不懂得拥抱世界
凤凰历史：甲午战争过去120年，有人认为当年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反思，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不要总生活在甲午的阴影里，需要向前看，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甲午战争？
陈悦：我觉得这种观点挺有意思的，他们说中国人不要总生活在甲午的阴影里，事实上就是他们已经感觉中国人还是生活在甲午的阴影里。这种阴影的存在，不是说你刻意的不去看它、不去想它就能摆脱的。过了120年，我们现在看甲午战争应该汲取什么东西？我觉得不再是假设换两个炮弹改变战局的事情，或者批北洋海军说某个人不懂海军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旁枝末节，因为我觉得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就是从历史中找出现实有用的借鉴。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看甲午，我们要去想当时的日本它是怎么崛起的？它是在服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以那个时代列强认可的崛起模式，跻身列强的队伍，然后开始任意所为。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崛起，但是我们同样也会面临一个横亘的高山，美国在前面。那么我们是跟它对抗呢，还是说在它的秩序之下，我们悄悄的汲取实力，等待机会，迅速崛起呢？我觉得这都是甲午给我们的无尽思索。
其实甲午这么多年研究的反复，就是考验了中国人的心，如果我们还是把甲午归结为一两个人的原因导致的失败，还是归结为一支舰队的原因导致的失败，那我觉得这个失败还有可能会继续重演，因为还是没有看到本质所在，因而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根除失败之因。甲午战争失败的本质所在，一个是我们不懂得拥抱世界，我们必须要拥抱世界，而不是抗拒世界，不是跟世界去对抗。另外一个，是我们不懂得拥抱海洋，比如当年我们北洋海军被当成一只看家狗锁在家门口。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海洋利益，不知道海外还是有利益的。我们见到海军，脑子里想到的是海防，现在中国80%的人的思维可能还是这个思维，还是“领海观”。一说起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疆，我们就说我们的领海神圣不容侵犯，但是我们不会去想我们的领海之外，不是别国的领海，而是一片更广阔的、自由的、开阔的公海。为什么我们的海军一定要在自己的领海之中，而不是去公海之上？我们老是有这样一种自己把自己锁起来的思维。只有我们把百年前北洋海军失败的根层原因揭示出来，让他知道这种思想就是导致百年前北洋海军甲午战争失败的根层原因的话，我们才会自省，我们应该去掉这个思想，换一种想法对待大海。对待大海应该是拥抱，去发掘它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海军才能壮大，才能变成一种螺旋向上的良性循环。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刻意地去建海军，刻意地造军舰，那么终究是会有一个临界点的——我们的所有的旧军舰全部换掉了，我们的新军舰全部来了，我们放眼一看，邻国的海军都不在我们话下，那是否就会出现1891年那种户部上奏，说暂停购买海军军械三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事情。
我觉得甲午战争是我们现在应该常去想的历史，而且不要去想它的旁枝末节，多想一点当年我们骨子里是怎么败的，这样可能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少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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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海军史专家。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史、舰船技术史、甲午战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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