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激化，原红3军团干部受到压制打击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当时，毛泽东、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对方回答当统计干事。张爱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说”的话后，就把电话筒给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张爱萍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就到军团政治部报到去了。王平50多年之后说:“在干部安排使用上原红3军团的同志是有意见的，如把熟悉3军团部队的一些干部调走，像张爱萍这样有能力的被安排到军团政治部当干事……都是不合适的。”

王平是奋起抗争的代表。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部队在套同一带休整。休整期间，红1军团开了个运动会。红4师政委彭雪枫亲自给部队作动员，强调指出:“开运动会主要是搞训练，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本位主义，不要搞锦标主义，要实事求是。”各团都按照彭雪枫的要求进行了再动员，但还是出了意外。运动会的项目有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搞墙报、唱歌比赛，还有射击、各种队伍动作的测验竞赛。谭政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管政治测验。比赛结束后，他对红11团政委王平说:“这次测验，你们团平均90分，分数最高。唱歌、墙报也是最高。”问题出在杨勇的红10团。本来杨勇的红10团射击成绩最好，但师参谋长陈士榘在统计时，把分数算错了，总分比例多算了百分之零点几。这个问题被军团领导发现后，抓住不放，说是搞锦标主义。结果不但把红10团的射击第一取消了，而且把红11团政治测验成绩压到80分，只给了个文化娱乐(唱歌、墙报)的第一。还在军团的报纸头版上刊登报道，大字标题是:“四师搞锦标主义，企图夺取大会优胜。”报纸发到4师，红11团政委王平一看就火了:我们红11团、红12团都没有什么锦标主义表现，怎么能点整个红4师的呢？于是，他当着师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面，把发下来的报纸全烧掉了。他还对舒同说:“这报纸发到部队不会引起好结果。”不久，王平遇到了军团长林彪，就这件事情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可能林彪认为这件事确实做得有点过，后来还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专门到4师作了解释。

红11团团长邓国清叛逃。1936年元旦，红4师奉命到韩城去搞敌人一部电台。到了韩城没搞到电台，部队于是再返回驻地宜川。因为来时红11团是前卫，往回走时变成后卫，红11团团长邓国清和政委王平各带一个主力连在后边。从长征到湘桂边，邓国清就开始动摇，直到陕北以后还是信心不足，特别是对编到红1军团很不满意，所以王平对他比较注意，坚持让邓国清带部队在前边走。第二天天亮在团部宿营地，王平起床后叫警卫员请团长来吃饭。警卫员说，听站岗的战士讲，团长一夜没睡，快天亮时他告诉警卫他到1连去看看，说1连打土豪有肉吃。王平听后立即给1连打电话，才知道邓国清没去1连。王平一想这可坏了，准是开小差了，但他已经走了几个小时，早进国民党统治区，派人找也来不及了。后来王平才知道，邓国清在前一天从供给处要了100块现洋，跑回湖南老家做买卖去了，时间不长就混不下去了。西安事变后他又到南京去找叶剑英介绍他回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处工作，不久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邓国清叛逃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红4师对红11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政委王平调任师政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遗缺由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志民接任，罗开桂任团长，后来军团又派郭林祥来红11团任总支书记。

周科长是被处死的代表。据黄克诚回忆:当时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审判。黄克诚实在不忍心，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在场，把讲情的黄克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还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而周科长也被保卫部门给处死了。

在这种形势下，原红3军团干部一度处于恐慌的情绪当中。据王平回忆:到达吴起镇时，通信科长谢嵩见到他时，神情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谢嵩还对王平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不过在这场整编中，原红1军团派来工作的干部也有因为误解而受委屈的，这就是曾经在原红3军团所属第二纵队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在延安整风时，有人说罗瑞卿在第2纵队乱杀人，其实这也是冤枉。据王平回忆:罗瑞卿在第2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掌握政策基本上还是稳的，审判处刑的事都是由保卫局或保卫分局负责的。当时的保卫机关相当神秘的，它是独立单位，不属于政治部管辖，政治部也不能过问。当时说罗瑞卿乱杀人，还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曾当过红3军团管理科长的胡宝全，一个是曾当过团政委的胡正国。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被杀。胡宝全是在受到敌人骑兵追击时实在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王平给了他10块大洋把他送到后山逃命去了，以后他在老百姓家教书，王平到延安后还收到过他的感谢信。胡正国活到解放以后，原红3军团的张震上将到平江视察时还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