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陈独秀风雨人生》 作者:朱洪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小册子。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杀。

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这时武昌一个姓兰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陈独秀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10天功夫，陈独秀两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邹收到没有。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

收到陈独秀的信后，汪孟邹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

陈独秀满口答应了。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两人是熟人。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脾气太倔。

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

“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林伯渠说。

“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罗汉吞吞吐吐地说。

林伯渠安慰他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听林主席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罗汉笑道。

“现在山洪爆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说，“此事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

林伯渠给延安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放出，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3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打道回宁。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家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博古30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