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用力拍桌子，那啪地一声，就是TNT炸药爆炸的时间。那一刻，炸弹里的黄色魔鬼被释放了出来，它会在刹那间迸开钢铁的外衣，膨胀到几万倍。精钢的弹壳被撕裂成无数锐利的绿豆大小的钢钉，足以射穿任何血肉之躯，而那狰狞的裂炸，则会把任何的生命轰成齑粉。你能想象战死者们那不足千分之一秒的生命结局吗？炮弹炸裂在身边，数千弹片闪电一样洞穿你的躯体，狂风一样刮走你的灵魂。那一刻，已然没有生命的烂棉絮般的躯壳仍然能像活着一样靠惯性奔跑，而一眨眼，便又被爆炸的冲击波吹散成粉红色的粉沫，尸骨无存。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在几乎所有的战斗中，我们军队的成功，靠的大都是前仆后继。想一想，在自动火器的时代，这个词汇背后的血肉，真是让人心酸，这是诞生《孙子兵法》国家的军队吗？

人总用无数的词汇来形容战争，而任何词汇在形容松山之战的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在二战史上的弹丸之地，三个月几乎一天都不停地打，仗打到那个份上，只要一个字就够了:“惨”！惨到再容不下第二个字。

在传统的概念里，肉搏战是最惨烈的，松山却几乎没有面对面的肉搏，那仗似乎纯粹就是拼消耗，消耗对峙的时间，消耗战斗意志，消耗弹药储备，消耗鲜活的生命。人像蝼蚁一样蠕动着爬上去，子弹如雨点一样打下来，如同草船借箭，弹如飞簧，只不过像刺猬般被一片片洞穿的不是捆扎起的草垛，而是成百上千血脉贲张的活人。

在惠通桥头，我们偶然与一位桥头兵营外卖杂货的大妈相识。她是当地人，战争那几年正是她从少女成人的年纪。她天天都站在怒江东岸的山上遥望对面松山的战事，她没有讲那么多的形容词，因为她的汉话我们要字斟句酌才听得懂。用她讲我们的话:你们是新品种人！她觉得自己是老品种，因为她不仅亲眼目睹了那场战争，还把一生和那段历史捆绑上了。她只讲了一句话来形容松山之役:打死的人排在河滩上，白花花的，席子一样。

她们家在怒江东岸的山高处，眺望江边的人小若蝼蚁，她看见像铺成席子码放的阵亡者，那要多少死人。那么多死去的军人编就的席子，一个生命就是席上的一根，甚至只是一截草。而这位老人看见的，其实只是从东面进攻的阵亡者，更多的她没看到的牺牲是在松山另外的一边呢。老妈妈嫁给了这场战役的生还者，一位来自贵州花溪的军人，他俩可能是在战争中相识。老妈妈说，她家老倌一直守在这个桥头，不回老家，也不住省城昆明，他离不开这里。他受苦了，他是国民党兵。老妈妈说自家老倌:从国民党退，如果是从共产党退，又有点历史了。我听明白她的意思，那位未能谋面的抗日军人打松山时已是连长，如果在八路军里，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了。她说:他讲松山讲的多了，我忘记多了。他死了十来年了，要是他在得呢，他讲给你们听，你们会想哭的。

另一个故事来自日本军人的回忆，我印象中是日本陆军战史中摘录的松山参战军人的日记，或者那本叫做《异国的鬼》中的叙述。书上讲到中国军人蜂拥着奋力冲向日军的阵地防线，在已经距离很近的时刻，沉着而经验丰富的日军突然密集开火，顷刻之间遏止了进攻者的脚步。那个亲历者说，当受到猛烈打击的中国军队退潮一样溃散奔逃或者隐蔽躲藏之后，本应空旷无人的阵地前沿居然还站着一个茫然四顾的中国兵，一个少年兵，他完全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因为可供退却的坡地太陡峭了，他下不去。而且，他连趴下装死都忘记了。

我们都应该记得中国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那张著名的封面照片，一位微笑着的中国少年士兵。他那么从容地面对战争，准备用自己尚不厚实的双肩来与大人们一起共担国难。千秋万代的中华儿女，都会为那位年少的前辈自豪。但是，我们真的到了举国抵抗，打死到不剩几个成年男人，而非要孩子们上阵的境地了吗？无论他们是否自愿，让那么稚幼的少年走上战场，是那个时代每一个自称男人的中国人的耻辱。更可悲的是，在松山，有这样一个少年竟然被排在了向顽敌发起绝死攻击的最前列，在日本军人的注视下，在那样的火线上，竟然也没有一个成年军人掩护他撤退或者奋身扑倒他，而让自己的身躯来遮挡当然根本挡不住的子弹。

那少年离日本人的战壕已经很近了，枪声平息之后，居然毫发无伤的这位小兵看见近在咫尺的日本军人在向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挪着步子走向了敌人。他也没有办法逃，在那种状况下，连鸟都没有展开翅膀的机会。他只走了几步就站到了日本人的身前，接着，对他招手的那个人枪上的刺刀洞穿了他单薄的胸膛。

这位仅见于敌人记录中的少年，在中国军队的阵亡簿里，成了与无数成年人并列的一员；在日本人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在我们的仇恨里，他是侵略者血腥而残忍的证据；而在他的双亲心里，他是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母亲堂前的亲生骨肉，一个永远未能成年的儿子。

戈叔亚从十多年前就采访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几次滇西寻访的行程中，他给我们讲过太多的故事。由于多在路中和车上，这些故事大多未被自己悉心记下，但下面这个，像经典电影中无法忘却的镜头，只一次就刻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