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开始“坐大”。

本文来源:环球网读书频道 摘自《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作者:雷颐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