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下来，我却老得出去开会；只好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去，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跑出来给孩子喂奶

■我虽是中央委员、市委书记，但一样下地干活当社员，否则工分根本挣不够

曾先后五次见到毛主席，13次受到周恩来接见，是邢燕子一生最感荣耀的，放得大大的照片隆重地镶在镜框里，端端正正悬挂在她家书房墙上。

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她曾有个绰号叫“邢十六”，就是说她最多同时担任了中央委员、天津市市委书记、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等十六个职务，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却始终是农民身份，是人民共和国靠工分养家的中央委员。

而对现实生活而言，她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着家，“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被掏出来去开会”。

1962年我生了老大，我家老二跟老大为什么相差八岁呢？是我趁着在天津参加团代会的机会，自作决定，到妇产医院上了避孕环。

农村妇女生孩子也没什么待遇，在家歇一个月，没人给工分，一分也挣不了，可是多了个孩子又多份开销，就得赶紧去干活嘛。我生老大的时候，上午还在干活呢，在场上往下抱高粱个子，下午的时候，婆婆说，今天都八月十三了，你在家看半天家，我到二里地外的石家窝去买点菜，明天包饺子。就在我看家的时候，就生了。嗐，那时候生孩子的事，也甭说了。

在农村，孩子一生下来，就得跟着母亲，为什么？就为了吃那口奶，不然，孩子就没得吃。可是我老得出去开会，没办法，就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去，我开会时婆婆给我抱孩子，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出来，找个地方给孩子喂奶。就这样紧紧张张的。但也不是都能带，有的时候，领导要求严。还有一次老太太有病不能跟着去，这孩子又哭又闹不撒手，就不让我走。别人要抱，他谁也不跟，唉，那次我真为难了。

还有那次，我整整一个月在外参加活动，憋了一个大奶疮，开刀以后还不行，等了两个月才收口，可受了大罪。

我可怕不断地添“拖累”，1963年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没有推行，在农村，做节育对整个家庭都有影响。这个事，我对老人瞒了多年，直到计划生育全面推行好几年以后我才说。我们家老王当时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没说非怎么怎么样。他是共产党员，跟老人们想法还是不一样。多少年我们俩就一起瞒着这事。

老二生下来以后，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五个月。他一开始哭了二十天，天天晚上睡着睡着觉就起来大哭着找妈:“妈妈你快抱抱我！”他爸爸就得抱着他到处转，让他累一点，好能睡得沉一些。中间他出麻疹了，我回来了三天，咬咬牙还得走。长大以后俩孩子都说，妈妈总不在家。

那时我还在宝坻，任职多，公社、地区、省，妇联、共青团、贫协、知青领导小组，不管什么都得兼一个职，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个职务，开不完的会，参加不完的活动，感觉到非常紧张。那时候新华社写了个内参，周总理看了，当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只保留“上一职和下一职”就是上职是天津市委书记，下职是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上一职下一职”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我为啥只当副书记不当书记呢？我感觉，你天天出去开会，让人家在家里干吗呢？怎么来当这个家？所以我拼着命也没有当。

真可乐，那时候大伙给我起的外号叫:淘厕所的中央委员，拾柴火的市委书记。我们开会就是书记，回家就是社员，在家干活和社员一样，你不带头淘厕所、浇稀（注:往田里施粪肥），不行。

不干也不行。我那会以农代干，不挣工资挣工分，当市委书记补助60元，30元交队里，另外30元出外开会交饭钱。这个实行一段时间以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给限制下去，取消了。那交队里的30元，我还挣不回来——那时一个工八毛钱，我挣8分多，早上干活再加2分，一开会去，就没这2分了，30元应该合一天一元，我还挣不回来，这不叫“倒找”吗？我们那时叫“倒找干部”。

我这样老王抱怨不抱怨？他抱什么怨？他挣钱也不多啊，天天出工，干一年，好了，分几百；赶上老天爷不帮忙，收成不好，还没得分。

■毛主席去世后，这封悼念信寄给谁呢？就寄给了他的夫人江青

■耀邦同志当时说:“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她不是四人帮培养的。”

邢燕子跟人说过“我这一生啊，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的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

“文革”中说我是“黑典型”，是刘少奇培养的。那时候骂我的，前后地骂，走着遛地骂，有人还想把我父亲、我大爷、我哥哥从外地弄回来，在村里批斗。可是到了后半截，又说我的错误就是批过刘少奇。可是当时那个年代谁没喊过“打倒刘少奇”？谁没批过刘少奇？这方面我也有为难的事情。

1976年11月，天津市委凡是跟江青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要“自我清理”。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写过一封悼念的信件，寄给了江青，有人说那是“效忠信”，要重点清查。我已经反反复复解释过很多次。1978年，天津班子上中央办学习班，那时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谈到我的时候，耀邦同志当时说了这个话:“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她不是四人帮培养的。”

1959年秋，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当时他是团中央书记，新华社记者吴大有介绍了我的情况，提出想让我在北京为团员青年做事迹报告。胡耀邦同志说:每当一个先进典型涌现出来，要让他们多干些实际工作，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他说，燕子还年轻，要培养，不要老往外边跑。要好好学习，扑下身子真正和群众在一起。临走，胡耀邦同志还提出和我们合影留念。

见不见江青其实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事，当年谁不愿意见见毛主席的夫人？可是她让你去，你不去也不行，她不让你去，你想去也去不成。

那封悼念信呢，是我和侯隽联名写的，大意就是深切悼念毛主席，今后将继承主席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劳动工作等。落款自称“女儿”。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毛主席对待我们青年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邀请我和工人、农民代表参加生日聚餐，让我和董加耕坐在他左右，那天他说:今天没让我的孩子来，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下乡，不配。吃饭的时候，怕我们拘谨，吃不饱，给我夹了两个饺子一个烧饼，给董加耕夹了两个烧饼一个饺子。

信写好了，寄到哪里去呢？考虑到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就把信寄给了江青。

那个阶段我压力很大，也感到别人好像都在躲着我。老王让我别去着急，他说，你是“三种人”吗？党和人民一定会相信你的。听得我是放声大哭。

慢慢我想明白了，这事儿就得自己想开了。

在班子里让我做个检查，我说，从哪儿说呢？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就是一个社员。再一个，“文革”中我既不是“保皇派”，我又不是“造反派”，我就是劳动模范起家的，我说啥呢？后来，做检查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我能当选第十届中央委员，更没想到后来，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又当了两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