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美好生活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文艺表演，因为过去家里不让做这行，家里唯恐避之不及呢，谁还敢往上贴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陈佩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但是有表演天赋的他在兵团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哪怕是和战友在一起时即兴表演一番。

不过，陈佩斯和战友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1973年，经过4年的锻炼，陈佩斯和战友们不仅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了，而且都成长为娴熟的建筑能手。陈佩斯自我评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了”。

“当时，兵团在管理上不是很严格了，它也无法严格了，因为总得让人生存呀！我们这些知青已经不是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的学生了，已经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准备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把过冬的蔬菜都准备好了。连队准备一部分，我们再偷一部分，我们偷的菜和我们自留地的菜长得挺好，收获非常好，副食改善得非常好！”陈佩斯乐呵呵地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种植了甜菜，亲自动手熬起了糖稀。他们把糖稀装进罐头瓶子里，整齐地摆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射下来，糖稀发出赏心悦目的酱红色光泽，大家感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幸福。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他们一商量，决定第二年开春盖房子，这一次可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为每一位知青盖一间，改善生活条件。战士们查看周围环境，选好了一块地。买砖是没有条件的，他们决定盖土坯房子，而且抛弃传统的长方形样式，盖圆形的房子，从力学角度看不仅结实，还避免了垒砖垛。盖房子需要木头做门框、房梁和檩子，大家就把防风林里枯死的大柳树和大杨树砍回来，没地方藏，干脆用它架成床铺，下面的空地方还可以不断地往里藏木头。

“如果在这里扎根，我们会把生活条件改善得特别好。”陈佩斯说。

铭刻心头的记忆

“开春时，正是天鹅、野鸭、大雁飞来的时候……”当年，许多事情让陈佩斯记忆犹新，他用记忆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陈佩斯精疲力竭地推着装满沙土的手推车，几乎寸步难行。这时，天空传来禽类的鸣叫声，他抬头看去，一只天鹅带着两只小天鹅在飞翔，天鹅也在斜着脑袋看他呢！

“天鹅张开翅膀，有1.8米，像人一样大，它们在低空飞翔，感觉轻轻一跳就够着了！”

天鹅的鸣叫声，陈佩斯感觉至今犹如在耳际。前几年，陈佩斯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连队驻地北边，是一片淖尔，那里栖息着许多珍禽。

饥饿难忍，陈佩斯和战友来到淖尔边，在芦苇荡捡到两颗鸟蛋，他们揪起衣角小心翼翼地兜着鸟蛋往回走。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只美丽的白鹭，正在向这里张望。陈佩斯和战友一追，白鹭就跑，一停止追，白鹭也停下了。他们嫌带着鸟蛋麻烦，干脆放下去追白鹭。这可是一顿美餐呀！可是，等追得离开芦苇荡，白鹭突然飞走了。抓白鹭无望，他们回去拿鸟蛋，却怎么也找不到放鸟蛋的地方了。大家恍然大悟，被白鹭骗了！

一次，陈佩斯在芦苇荡里捡到一颗大鸟蛋，他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天鹅的哀鸣声。一只天鹅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它绝望地一头扎进海子里。

陈佩斯头一歪：“别骗我了，这次我可不上当了。”

回到驻地，当地老乡说这是天鹅蛋，天鹅发现蛋没有了，会一头撞死！

陈佩斯情不自禁模仿起自己当年的场景：低着头，双手揪着衣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天鹅蛋，又送回了芦苇荡。

老乡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陈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鹅竟然有这么浓的亲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遥的父母一定在牵挂着自己！

启蒙老师都是著名演员

“儿行千里母担忧！”哪有父母不牵挂孩子的呢？

在北京，陈强和老伴日思夜想地挂念着陈佩斯，他们考虑儿子不能在内蒙古待一辈子，希望他有机会能够早日回到北京。

“部队因林彪事件停止征兵后，当时只有部队的文艺单位招收年轻学员，因为经过几年‘文革’后青黄不接，文艺单位很少有年轻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回家探亲时，父亲就和他商量这件事，希望他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这是父亲被迫做出的一个决定，让我投考部队文艺团体。”陈佩斯说。而此前，父亲不仅不让他沾表演艺术的边，甚至也不让他看电影看戏。

陈强手把手教陈佩斯，小品表演、发声技巧、诗歌朗诵……

因为他知道，这是儿子唯一的返城机会！

陈强在演艺界的一些朋友也成为陈佩斯的启蒙老师。陈佩斯说：“一些老演员，像于洋叔叔，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有王炳彧叔叔，就是电影《地道战》里的老钟叔。还有赵联叔叔。我的启蒙老师都是当时不得了的大演员，所以呢，我的起点就比较高。”

在几次考试中，陈佩斯过五关斩六将。

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招收学员的主考官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她感觉陈佩斯“有创造力，在表演的时候能够抓住人，是一棵好苗子”。

田华等人决定招收陈佩斯。

“当时八一厂确实需要一两个演反派的演员，招收学员的名额里就有，他们不能都培养浓眉大眼的，他们要弄俩歪瓜裂枣的，我就正好碰上了，他们碰上我这个歪瓜裂枣的了。”回忆起当年考试，陈佩斯开心地笑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父亲“政治问题”的影响，接下来，是漫长的政治审查。

陈佩斯回到了兵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1973年10月的一天，一个副连长溜溜跶跶过来找陈佩斯：“哎，陈呀，你考八一厂的事差不多了哎，人家来人了。”陈佩斯不太相信：“您别拿我开逗了，您别逗我了。”晚上，等连长把陈佩斯叫到连部安排此事，他才相信了。

第三天，他“拿到调令，打起背包就走！”

“当时真的是为了找个吃饱饭的地方，在兵团实在饿得不行了。”陈佩斯深有感触地说。

心有难解乡情结

当年，陈佩斯在兵团时去过一次陕坝，他还记得那里有一条200米长的柏油马路，“踩上去软绵绵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去临河看看，但因没有钱买火车票，而未成行。

离开25年了，他一直没有再踏上那片有他青春记忆和梦想的土地……

陈佩斯和家人去过两三次内蒙古东部，也来呼和浩特演出过两次喜剧《阳台》，他为什么不回当年的驻地看看呢？

“一直想回，可是它在我心里太重了，分量太重了！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因素，分量越重，我就越选择不出一个好时间。”陈佩斯一语道破，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当年毛泽东打下天下以后，哪儿都去了，唯一没有去过的就是陕北，因为陕北对他太重要了，心里的位置太重了，是他真的不想回去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我相信是这样的！”

“听说那儿变化非常大，我想有一天会去，去那儿看看。尤其年纪大了，少年时曾经经历过的地方，特别想去看看，而且它当年给我带来的东西是一生都受用不完的。”陈佩斯语重心长地说。

“那时候挨饿的滋味确实太痛苦了，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你的意志，真的，那时候太痛苦了。”陈佩斯认为兵团的经历是自己的一段宝贵财富，“给我的生活打了一个底子，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底子，在我今后的工作中，无论碰到什么艰苦生活我都不觉得苦，我都很从容地对待。”

陈佩斯到青海去拍戏，无论在草原上还是高原上，生活过得几乎和牧民一样，但是他很乐观，“我都觉得很好玩，很无所谓，起码你现在能吃饱，吃得不错。”

“我每次来内蒙古，都会体验到一种浓浓的乡情味儿。”陈佩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