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孩子上大学

对于在工厂做工的田惠明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在初中时，每逢周末，经过北京学院路，看见八大学院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地骑着单车在白杨树底下经过，田惠明的心里就充满了羡慕。多年以后，那幕美景还萦绕在他脑海中。但是经历了乡下的摸爬滚打和工厂里的艰苦岁月，这个梦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田惠明脱下工作服，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张报纸把衣服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蹬着车回家。当他再次展开那张沾着污渍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面，整版的表格。仔细一看，竟是各个高校的招生信息。田惠明算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是当田惠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消息已发布了近一个月了。

除了领导让他到小白楼上班，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消息能够让他疲惫而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这一次，他被“电”到了。

“那种兴奋，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改变现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田惠明说，“而且那个时候，知识不值钱，所以考还是不考，也需要下很大决心。”他担心，若是自己脱产学习，单凭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该如何度日。但妻子很支持他，因为那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

20天，时间太紧迫了。田惠明赶紧从旧箱子里翻出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田惠明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在工厂的水泥上画几何图形。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田惠明在全国570万热血青年的人流中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田惠明考了315分。当年录取分数线是260分。田惠明参加了体检，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等来。这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5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田惠明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1978年夏天，再度走进考场的田惠明终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78级新闻系录取。田惠明不敢想像，这个即便是在梦境中也已远去的校园，如今自己竟置身其中了。“人大分校在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由一所中学改造而成。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一座四层教学楼。”他说，虽然已时隔20多年，但一闭上眼，就能浮现当年简陋校园的场景。

可是，他上大学的情景却与初中时在学院路上看到的那一幕大相径庭。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多了一个儿童板凳。此时的田惠明已经是一个父亲了。

“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服，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小板凳上，后架子上夹上书包，一路紧蹬。先是穿街走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再飞似地朝学校的方向骑去。”田惠明说，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学院路上大学生在白杨树底下骑单车的情景。只是，他永远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了。

考试的时候很紧张。田惠明记得，晚上天热，小破平房的家中没有电风扇。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路灯底下复习功课，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书本。“有时候孩子尿了，我也不知道，孩子睡了，我也不知道。”田惠明说，“我经常陷入枯燥无味的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中，出不来，搞不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78届的40名学生中，只有两个是有孩子的。“抱着孩子上大学”，令田惠明有一种隐隐的尴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田惠明都要把自行车前梁上的小板凳卸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藏好，下课后再装上，去幼儿园接孩子。

大学四年，田惠明的三口之家，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他每个月19.5元的助学金，艰难度日。“苦是苦点，但心里很充实。”田惠明说。

踩着稿纸做到副总编

毕业后，田惠明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从经济新闻记者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新闻社总编助理、副总编辑。

在新闻这条路上，田惠明走得很顺畅，他说自己是踩着稿纸做上来的。“这十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因此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加倍努力，想做到最好。”田惠明说。而下乡插队、社会游荡、工厂做工，这些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在他工作后则显示出一种深厚的人生积淀，转化为他笔端流露出的特殊气质，“在新闻业务这方面，上路很快”。

二十几年来，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呐喊，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鼓呼，目击长江世纪洪水，策划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报道，创办《中国新闻周刊》，编撰业务书籍，钻研新闻理论，也曾随中央领导出访欧亚数国。

田惠明说：“除了下乡、进工厂，我一生从事的都是新闻事业，虽然没做过什么轰动的大事，没写过什么有影响力的大文章，但我常想，我曾为报道中国改革拼力鼓呼过，我曾为树立中国形象尽心尽力过，回首往事，问心无愧，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