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氏来华后，美援华物资未增反减。在1941年和1942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1.5%，1943年和1944年则只有0.5%。史离开后，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仅归咎于史迪威，是不公正的。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使得美国必然会把资源主要用于欧洲战场。蒋对美国“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难免会迁怒于史迪威。

2，史迪威控制美援华物资，引起蒋的不满。在史来华前，美援华物资一经装船离岸，所有权即归中国，可以由国府任意支配。但史氏主张租借物资应受到美方的严格监督，以防止国府不用这些物资抗日，而是用来对付中共或国内其他敌手。史氏这一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具体执行上，因受个人性格和情绪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难免会犯不切实情的机械性错误。

1942年7月初，蒋要调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给航空委员会使用，遭该公司美方官员的拒绝。蒋便让史迪威出面解决，史氏认为蒋绝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得到飞机，并在致蒋函中以美总统代表的身份同意蒋支配这两架美国运输机。史氏在这一事件上的做法，伤害蒋个人尊严的同时，也伤害了中国的尊严。显然，史氏把美援华物资当成对中国的恩赐了，史指责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26]，即是明证。在史氏眼中，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一职务，根本就不成其为服从蒋命令的理由，并私下里嘲笑蒋“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27]

另外，史氏对中日战事多着眼于中缅战场，蒋则要着眼于整个中国战区，着眼点的不同，也会为双方带来矛盾冲突。面对豫湘桂战役国军的惨败，蒋曾气愤地说:1944年6月以前，“除云南远征军外，中国全部军队，并未得到美国租借案一枪一炮之供给。”蒋认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的失败，史氏难辞其咎，“大部分之中国总预备军，其训练及装备好者，几完全消耗于缅甸战场”，“（史）置华东战场之成败于不顾，甚至华东最危急之时，彼犹坚拒拨发业已运抵云南可供华东战场应用之武器。”[28]

（二）在对待中共及其军队态度上的矛盾。史迪威反对蒋派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9月建议将胡宗南军队用来进攻日军，并表示愿以租借物资来装备中共军队。蒋因之对史印象极坏，加上前述，史企图利用租借物资来挟制蒋，于是蒋再次向美方提出撤换史氏的要求。

在对待中共态度上，史氏的做法无疑是有利于中国抗战事业的，也是有利于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他忠实的执行了其国内指示“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29]。遗憾的是，蒋囿于国内派系斗争的偏见及私利，未能听进史的忠告。

四，军队指挥权之争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仅用一个多月就将河南国民党军40万击溃，平汉路被日军打通。7月初，马歇尔向史迪威征询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史提议由罗斯福总统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迫使蒋介石授予史氏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率军向日军进攻，并特别强调中共军队也应参加反攻。7月7日，罗斯福电蒋，对华中战局表示了忧虑，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即由史氏“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罗斯福还表示要授予史氏“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30]。

7月10日，蒋通过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国内之军队，性质复杂，绝非任何外国军官所能了解，如一旦贸然交其指挥，不仅不能指挥如意，而难免发生意外”[31]。

8月间，中国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23日，罗斯福急电蒋，要求他立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之全权。9月6日，美特使赫尔利由印度飞渝，史氏同机到达。围绕史氏指挥权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但由于广西战局不利，使蒋史矛盾进一步激化。日军于9月14日攻陷全州后，桂柳受到严重威胁。蒋数次命史调驻印军进攻日军侧后，以减轻日军对滇西远征军的攻势，皆为史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