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