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美抗日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政府在中美外交中一时间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战时“租借”援助，而且还以可能会退出战争的暗示相威胁，促使美国按照中国的条件，无偿地提供5亿美元财政贷款。

国民政府在以前4年的百般努力中，所得之有偿贷款5次累计不过1.7亿美元，而这次理直气壮的索取，一下子就赢得了5亿“赠款”。对蒋介石来说，他得到的不只是一笔巨款，而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5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5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

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2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5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

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1944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

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10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北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