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沙尘暴，干燥的风卷起西部的黄沙，在皇城根的红墙和琉璃瓦上落了厚厚一层。首都街道上洁白的、莲花造型的街灯之下，成千上万的骑车人正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希望能快一点到家。

在经历长期的运动和革命之后，这个庞大的国家终于安静下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寻常百姓的日子重归平静，机遇与竞争再次来临，国家鼓励发展个人才能，他们的心中却激荡着各种从未有过的感受。

消费是新咒语

商场关门铃声在20：45响起时，数不清的市民冲进去，购买闭市前大减价的商品。购物和消费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新咒语。每一天，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成都春熙路以及所有大中城市的商业街上人流如织，丝毫不亚于西方人在圣诞节前大抢购的热情。中国的各个单位实行轮休制，所以无论星期几，商业街上总是熙熙攘攘。即使只是路过，他们也会充满渴望地看着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一个新茶杯、一双鞋、一个玩具、一件衬衫、一本书，都成为满足他们购买欲望的镇定剂；商场的柜台前总是挤满了挑选商品和讨论价格的人们；市场上摆满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在1977年10月上调工资标准、鼓励商业发展。人们手头宽裕了，也唤醒了压抑已久的、对物质和精神满足的追求，中国人希望重新享受生活。

“文革期间，我们亲手烧毁了许多书籍。现在我们大量买书、希望能给孩子们置办一个家庭图书馆，”一位老师在上海新华书店购买了大量的中文小说和外国经典名著的译本。书店里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喇叭里不再不知疲倦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宣传。年轻人见面也不再背一段“老三篇”，姑娘们喜欢哼几句电影里的爱情歌曲，比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那一曲著名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一年之前，中国人还必须集体看电影。必须以工厂、学校、生产队等为单位购买电影票。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走进电影院，为自己买一张票。

按劳分配改变工厂生态

报纸和广播里，“革命”一词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生产”；工厂和公社里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改名为“管理委员会”；过去的造反派头子成了人人眼中的坏分子，而过去的“牛鬼蛇神”逐渐摘掉帽子，得到或等待平反。

工资制度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广州重型机械厂为例，这个效益较好的企业拥有5800名工人，过去分为8个车间，按车间的生产量、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等发放统一的工资，干多干少没什么区别。42岁的黄伟峰是车间的劳动模范，过去每个月能挣300个工分，折算成工资大概63.3元人民币（约为77.23马克），可是他车间里常年病休的同事也能拿这些钱。实行按劳分配之后，他的工资涨到70元，每月还能多拿3元钱的奖金。

文革期间，许多精通某一门手艺的工人销声匿迹。当我拜访北京工艺美术厂时，景泰蓝车间的36个岗位却只有17人，而木雕车间只有9位工人，25台从日本进口的机器还盖着塑料布，因为没人会用。“用什么方法才能激起工人的工作热情？”许多企业管理者都在问自己。杭州纺织厂的方法非常有效，这个年产丝绸280吨、锦缎600万米的工厂推行“物质奖励”刺激生产：自愿加班，加班者按小时领取加班费。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广州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也纷纷报名参加考试。之前每年厂里会推荐600多人外出进修甚至上大学，今年高考之后，这个厂只有10个人考上了大学。“即使这样我们也衷心欢迎新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工人阶级的素质。四人帮耽误了我们求学的最好时机，现在必须加倍努力了！”车间里的一位青年工人对我说。

无数青年人刚刚从狂热的梦魇中醒来，还需要些时间调整心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同志”一词不再流行

社会各个方面变化之巨大，可以说已经颠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开放，难免感到有些迷茫。我看到，中国人在重建秩序的同时，也在重建自己内心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个过程更加漫长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