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山倒"的吼声在山坳子里回荡

文/东北兵团战士 北京 陈立成

从小到大没见过森林，不知大兴安岭有多大，气候情况如何？更不知道那片森林都有什么树种。

到东北的第五年，我们47团的一部分兵团战士到大兴安岭甘河林业局属地伐木。那个经历真让我对大兴安岭的森林开了眼界。

身临其境，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树木长得密的地方，大树小树为了争得阳光个个都长得笔直，树杈也少，就跟电线杆似的。

光线从树的缝隙处斜插进来，像披了层薄纱，很美。

大兴安岭的森林里70%是落叶松和白桦树，偶尔也能看到塔松。万木凋零的时候就塔松最绿，每当望见它就会想到陈毅在梅岭三章里写的那首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那时候每当想到陈毅的这首诗，心里就凭生出一股英雄气，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像雪中的青松，觉得能在祖国边陲做贡献很是自豪。这首诗常常给艰苦岁月中的我们带来鼓舞。

走在森林中，脚下的枯枝败叶不知铺了多少年多少层，脚踩上去厚厚的，异常松软，耳畔偶尔有鸟鸣。山上的清泉在我们营地附近汇成一道小溪（不如说我们是逐水草而居），小溪哗哗地流淌常年不冻。我们曾经在营房的帐篷里挖个地坑，井里就会灌满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我们管这叫"空山水"，食堂做饭做菜我们洗脸刷牙洗衣服都从里面舀。

初上山，看到当地林场工人一手抽烟，一手提着油锯，围着树转一圈儿，树就被伐倒了，大家对他们的手艺骂着粗话表达着羡慕和佩服。后来我们也使上了油锯，很快我们也能学着一手抽烟，一手提着油锯干活了。

老林场的放树规则是在树身上开上下锯口。先开1/3进深下锯口，再在另一个方向开2/3进深上锯口，这样放树安全但进度慢。知青干熟练后就开始创新，不再拉上锯口，一人拿着电锯转圈儿锯，一人用撑杆顶着树的另一侧，树快要伐透的时候给一点力量，想让它往哪边倒就往哪边倒，进度很快。有时我们伐着这棵树，眼睛就瞄着下一棵了，这棵树刚倒地，那棵树就紧跟着也开始倒。当然，前提是树不能太粗，否则锯不透。

大兴安岭冬天日照时间很短，上午9、10点钟天才亮，下午有时2、3点钟天就黑了，能干活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加上年轻有的是力气，一天伐上百立方米的树木，也就是2、30米高的树，要伐倒100棵左右，但我们不觉得有多累。

伐木的时候转盘据的轰响在满山凹子回响，"迎山倒！"、"顺山倒！"、"横山倒！"的呐喊此起彼伏，响彻山谷，用以提醒周围的人大树倒地的方向。抬着木头时那些号子至今想起都令人热血沸腾："哈腰挂呀么,嘿呦,撑腰起呀,嘿呦，慢慢走呀么,嗨哟!"……

还记得当时运木的场面，有的是用牛从山上往下拉截好的木头。从山上往下拉木头特危险，有时候牛跑得慢，树很重，在下坡时惯性大，树如果追上了牛就会把牛的腿撞折。而这些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牛一旦腿折了，必须得杀掉，他们和马一样都是必须站立着的牲畜。大冬天的它们无法活动了必然冻死。凡是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上山十头牛，收兵损一半。

有时不仅要用牛拉木头，也要用人抬木头。

抬木头的工作很累，前不久听说北京战友王瑞云也上山伐过木，我很是吃惊，她是女性啊。那木头抬在肩上行走非常吃力，大多数肩膀都压出过茧子。压来压去我的左肩膀也能负重了，因为战友中能用左肩膀抬木头的人太少了。估计那次伐木使很多战友都停止了长个，一点也不夸张。我离开北京时身高1.73米,几年过去，到东北才长了两公分就再也没长过个。

那时候我们特熟习毛主席关于生命的教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那一年我们连队出了事故。一个兵团战士在伐木时，树木的倒向出了意外，他被砸倒了，是位哈尔滨的知青。

得知消息，我们坐着汽车就往山下的医院奔。一化验我才知道自己是O型血，与白求恩大夫支援中国革命的血型一样。后来血够了，没轮上我献血。后来这个知青出院了，但成了植物人。

伐木的时候，连队纪律很严，不让走远，怕知青在林子里迷路或碰上野兽。

同去的北京战友庄家滨个子大但年龄比我们都小，到东北时，我们16、7岁，他15岁。一天他和另两位战友在林子里迷了路。

记得那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老连长急得跟张飞似的，原来庄家滨他们为了到森林里找柳树做菜墩子当天没有回来。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柳、二椴、三杨木"。我们知青回家带不起鹿茸等东北三宝，就纷纷用大锯把柳树锯成段子，有15-20厘米厚，再把凸凹不平的锯口加工平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菜墩子，样子虽原始但很耐用。我本人就往北京给亲友带回过7、8个菜墩子。

为了找柳树，这三个人顺着山沟子往水边走，走得时间长了，转了向。

三人一夜未归，连长带着人在附近找了一大圈儿。

第二天傍晚，大家正在针对走失事件开全连大会，只见他们三个人低着头灰溜溜地进来了。原来他们迷路后没吃没喝，又冻又累，只抱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身上也没带钱。幸遇到一位林场职工指路，才从甘河的上游坐火车回来，人家还给他们一顿饱餐。记得老连长一脚踢过去，虽没踢着，但他们连声都不敢啃。林子里迷路，性命关天，老连长能不急吗？但回过头想想，将近半年的伐木生活，没地方去，我们一次山没下过，连收音机的信号都收不到，生活多么地枯燥啊。后来庄家滨当了几年的海员，很过瘾地把世界走了个遍。

大兴安岭的冬天很美。

那年林子里经常下雪，树林子没有叶子的遮挡，天上大雪纷纷扬扬，大雪片子砸得人睁不开眼，地上也白茫茫的。雪下得次数多得记不清，一场连一场，连绵不断。

大雪落在地上不化，厚厚的积雪踩上去"喀哧喀哧"地做响。在不下雪没风的时候，大兴安岭静得一点杂音也没有，积雪踏上去的声音清脆极了。

在雪地上经常能看见不知什么动物留下的脚印，有的人说是熊瞎子的脚印，还有人说是长着大白屁股的狍子来过，还有人说是"四不像"动物的脚印。

而大兴安岭的兔子浑身雪白，一根杂毛都没有，眼睛瞪得红彤彤的，在雪地上非常好看。这些兔子每只都有十来斤重，它们的小脚印是一串串的，我们认得。兔子身手敏捷，但它们走路有个习惯，老走一条道儿，从什么地方来的就一定会按原路返回。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用细钢丝绳做成套，下在它的归路上。兔子上套后会拼命挣扎，套子是越挣扎勒得越紧，兔子很快就没气儿了。兔子跟麻雀似的，气性很大。我们伐木时抓到过活兔子，想养着它，但是它不吃不喝，很快就不行了。试着养了几次野兔，没一次养活过。

最机灵的还是那些松鼠，每当树木放倒时，会有松鼠从树上掉下来，个头很大，每只差不多都有半尺多长，但它们的身手太敏捷了，很难抓到。

大兴安岭别刮风，一刮风就觉得景致不美了。一是出门睁不开眼，二是声音不但不美，而且还瘆得慌。风真的能掀起林海松涛，那声音听着像狼嚎鬼叫，这时候就怕突然有一条狼或狗熊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但东北伐木都是在冬天。冬天一是农闲，二是可以将树木从很硬的地面上拖下山，还有就是冬天树木水分少，有点水分也被零下5、60度的严寒冻硬了。

被冻硬的密密匝匝的枝杈一碰就碎，在树木倒地和拖拽的过程中，树杈劈里啪啦的又被刮掉得差不多了，到达码放木头的"楞场"时，基本就成了光秃秃的树干了。要是在夏天，树木水分大、份量重还不说，那树枝特有韧性你使劲撅都撅不折。

每当刮风或下大雪的日子，我们就停工了。因为风大掌握不了树倒的方向，下大雪的日子没太阳，天黑沉沉的不容易看清目标。

帐篷里的汽油桶装满了一劈四半的圆木绊子。汽油桶的铁皮被烧得通红，每个人进帐篷就穿单衣。床是用小树杈搭的，床上铺的草下面都是冰碴子，但屋子里的热气往上走。

不出工时，大家就穿着裤衩背心在床铺上打扑克、下象棋，我下象棋的技艺都是在那时候练的。我们管打扑克叫"归楞"，就是把赢的烟卷像码圆木一样码放在自己面前。我们打牌时有几个不爱说话的知青就靠在被子上想心事。庄家滨心事很多，他特别顾家，平时省吃俭用把钱都寄给父母，这钱都用在父母福建的老家盖房子上了。

任务完成的出色，林场支援兵团很多圆木，团里拿它盖房子、做家具。参加伐木的每个人也都收入颇丰。我们规定任务是40立方米，超额一立方米给奖金四毛钱。每月能挣到150多元，待遇够高的，是北京工人工资的3、4倍。

不过说起伐木，我脑海中总会想起这句话"贪污浪费极大犯罪"。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大概都记得这句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

上级要求我们贴着地皮伐树，一是为了不浪费木材，二是拖拉机行驶障碍少。遗憾的是我们没按要求去做。大兴安岭日照少，树木生长得慢，一年只有几十天的生长期，一棵树木百年成才。听说大兴安岭林区十年前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的国家政策。我和几位战友真想回去看看那里的变化。

我们上山的时候是1974年的11月3日，下山的时候是第二年的3月8日。

东北的春天来得晚，北京三月很多花儿就开了，而大兴安岭的树木和野花叶子六月才绿，下山时那里还是银装素裹。

在东北建设兵团前后生活工作战斗了八年，从国防施工挖山洞、到大兴安岭伐木、到被挑选到新建成的水库巡逻，还有打山火，等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一生难以忘记的记忆，那是一段火热青春的岁月，是对我逝去的青春一种补偿吧。

大兴安岭将近半年的伐木生活，留给了我深刻而美好的感受。没想到，回到连队有一件令人郁闷的事情正等着我。

我的同班战友，我们一同躲过石洞塌方险情的患难朋友张建退转到天津大港油田"曲线调动"了。临走他给我留下一封信，详述了战友情谊和惜别的心情。我还给他带回了一个柳木菜墩子，但他用不上了。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