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处事原则上看。曾国藩出身农村,养就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为‘一品宰相’云”17。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同样都要求严格。作为湘军统帅,对待部下各湘军将领自然也是非常严格,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8。然某些湘军将领,在长期的打仗过程中,不再仅仅满足于微薄的兵饷,更何况欠饷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在打胜仗时往往洗劫一空,敛取钱财。对此,曾国藩深有体会,“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自不苟取。以此风云僚属,即以此报答圣主”19。但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曾国藩决不任各将领为所欲为,破坏湘军纪律,影响士气,即使对某些关系较深的将领也不姑息纵容。曾国藩这种治军治军方法，固然与他的出身、性格及做事风格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也是最高统帅,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然曾国藩一直是虚衔领兵,清政府对其是既加以利用又不完全信任,咸丰十年之前,始终没有给他以真正的实权,因此在湘军创建早期,为军饷等问题与地方官处处不和,左右碰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紧紧抓住湘军这一政治资本,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分裂湘军,对任何破坏湘军统一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和预防,并且严明军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湘军的整体实力,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作为进一步为湘军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资本。

再次，从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在清代高居庙堂，被认为是官方学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也以朱注《四书》为标准。清代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最初是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提倡，再经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阐发而形成的一种学派。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目睹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深以为耻。他们不满当时逃避现实，空疏无本，“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0的学风，相继大倡“经世致用”，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1但是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后，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汉学逐渐丧失了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并转而专工名物训诂，形成了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一度沉寂。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由于旨趣不同，门户之见极深，尤其为了经学的正统而争论不休。故汉宋之争又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直到嘉道之际，大清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社会危象丛生，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或空谈性命，或繁琐考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所裨益，因而学术界出现变革之象。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顺应了这一学术变革的潮流，提出了不拘汉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魏源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复兴的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宗旨的今文经学的影响，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倡言“以经术为治术”，重新举起了经致用的旗帜。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2皇帝提倡，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骛。至此经世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曾国藩经世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时期，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而上，但由于湖南地处僻远，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交通不便，使得湖南士人依旧固守程朱理学。直至道光时期，湖南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阶级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湖南士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选录了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来经世之学的力作，多达一百二十卷，近三百万字。此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3，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

四、结语

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4。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

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曾国藩始终一贯的经世思想、救时意识与其成长的湖湘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割裂开来。从胡宏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世之学，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又一举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响的人物中，如贺长龄、贺熙龄、罗饶典、唐鉴等便承继湖湘理学学风，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世致用。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学，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大家的基调。然而同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