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重视选取将领和士兵。他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 [5]曾国藩十分重视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6]对于士兵，他认为要“选士人，领山民。”（王定安《湘军记》），儒门出将，山农为卒。他认为湘乡将领有着孔孟儒学的深厚根底，湘乡山农有着刚毅悍勇的地方性格。曾国藩把这两种人的基本素养融为一体，升华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湘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核是“血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前者是儒学伦理的精髓，后者是地方性格的发扬。他用这种“血性”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

第二、严格编制。军队有严密的编制，才能有节制，从而作“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为”，形成整束的部队，具有严明的纪律。湘军采用戚家军以队为基本单位的编制:“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四哨为营。”这种编制,从作战角度看，能适应当时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从对军队的节制看,由于湘军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兵，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式,“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7]

第三，训勇之法。曾国藩练勇之法在中国史上堪称典范，他的训勇之法充分体现了勤操苦练、视兵如子的思想。如“……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弁兵讲，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令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8]正是由他的“点顽石之头”和“苦口滴杜鹃之血”的诚心，才感化了众将士，成为后来打败太平天国的劲旅。至于练勇的具体思想，曾国藩说:“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15]他认为要以管带子弟的方式教育士兵，把他们训练为对封建礼法绝对服从的工具。

第四、治军思想。首先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洋烟、赌博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其次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搔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 他告诫部将说:“总宜时时警省: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他所说的“爱民”就是“不扰民”，体现在他的“八本”格言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9]为此，他“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去账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事与民如一家，干记不要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10]并且将它列入《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作为军法执行的纪律。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诫那些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

（二） 开创近代军事工业的新纪元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批地主阶级改革派认识到，中国的军事武器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要想达到“自强”的目的，就必须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曾国藩在咸丰11年7月18日奏折中写道:“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怪而不惊，在英法亦失其所恃。”因此他强调，“自强”应该从军备的近代化入手。他看到当时虽然已经与外国签订了一些“款议”，但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军备上决不放松，“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夷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还进一步认为，全部购买外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这样往往会丧失主权，受制于人。只有“……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要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