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民生公司打算扩充新股700万元，宋子文、孔祥熙分别提出由中国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加入60%股份的要求，也被卢作孚请张嘉璈和张群出面谢绝。最后只能以民生公司所属103艘轮船为抵押发行700万元的公司债，由18家银行认购。1943年民生公司准备再发行8000万元公司债，因法币币值不稳而最终未能实行。

对于大后方的民营企业来说，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时，如果接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投资，有可能会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一般民营银行的实力又大不如战前，只能向许多家民营银行融资。经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范旭东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于是想创办自己的银行，于1943年出面发起成立建业银行，但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民生公司没有创办自己的银行，在资金往来上只能依靠金城、聚兴诚等银行。在官僚资本的竞争和压制下，民生公司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

闯大海，壮志未酬

外国的轮船能开到中国来，中国的轮船也就能开到外国去。卢作孚一直抱有由嘉陵江而长江，由长江而大海的发展蓝图，全面抗战的爆发延迟了这一理想的实现，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卢作孚又开始为发展远洋航运作计划了。到1943年，人们都已认识到胜利即将来临，一些企业也开始考虑战后发展问题了。民生公司打算战后首先开办南洋航线，然后开办北洋航线，最后发展全球航线。

要实现这一宏伟计划，首先得增购适于海洋航行的轮船，这时卢作孚被选派为中国出席1944年11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通商会议代表之一，他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借款造船。但是在美国虽多方活动仍一无所成，正当卢作孚准备空手而返时，在纽约意外遇到了曾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加拿大代表的周茂柏，周茂柏愿意帮助联络加拿大有关厂商和银行。于是卢作孚于1945年2月跟随周茂柏来到加拿大。

当时加拿大政府为了防止战后生产萎缩，已于1944年通过了一项《输出信用保险法案》，政府愿意为外商商家担保，向加拿大银行贷款，用来订购加拿大的工业产品。所以卢作孚顺利地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贷款担保，并与加拿大的三家银行达成了贷款1500万加元，在加拿大订购12艘中小型客货轮和6艘大型客货轮。但是，这笔贷款还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1945年5月卢作孚满怀信心地回到国内，即请求国民政府为这笔贷款作担保，并得到蒋介石的批示，但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却提出条件，邀请民生公司将所订购的轮船抵押给政府，在偿清贷款之前这些轮船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给民生公司使用。很明显，国民政府是想借担保来控制民生公司，由于条件谈不妥，迟迟不能与加拿大方面签订正式贷款合同。当时范旭东也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16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因得不到政府担保而忧愤成疾，于1945年10月不幸去世。范旭东的死给国民政府以很大的压力，而且国民政府的战后复元也离不开民生公司的协助，所以民生公司的借款担保最后才有了转机，于1946年10月最终与加拿大方面签订了正式借款合同。但是这时加拿大国内物价已经大大上涨，原来能造18艘轮船的钱，现在只能造9艘了，而且加拿大的制造商不是正式的造船厂，他们只是从美国购进造船所需机器、零件等，在加拿大组装。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价下跌的经验，在战争结束后一直观望，结果物价不跌反涨，所以又向民生公司提出加价30%的要求，最后民生公司又不得不多付80万加元，前后损失约840多万加元。

由于加拿大贷款造船一事迟迟不能解决，而战后海运需求迫切，营业兴旺，受此诱惑，卢作孚决定向美国买船。当时美国有许多退役军用船只低价出售，卢作孚买了十多艘，然后改装成货轮或拖轮。然而，这些船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改装费往往数倍于船价，而且配件难求，实际上是吃了大亏。但是这时卢作孚还是一心想实现他发展海洋航运的理想，继续购置新船，苦于没有资金，于是联络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说服金城银行与民生公司合作经营海上航运业务，双方各投资50万美元设立了“太平洋轮船公司”，实际上民生公司的50万美元也是金城银行借给的。卢作孚用这笔钱从美国购回3艘轮船，于1948年投入航运，由民生公司经营。从加拿大订购的9艘轮船，1948年9月领到了第一批两艘小型客货轮，其余的几艘到1949年底才最终交货。

有了这些轮船，民生公司以上海为中心，开辟了上海至台湾基隆、青岛、天津、宁波、汕头、广州等地航线。卢作孚一度想把总公司从重庆迁到上海，因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只是把总经理办事处迁到了上海，并亲自坐镇上海指挥，打算将业务重心逐步向海运转移。但是世事难料，当初卢作孚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国外买船发展海运，是因为他相信战后中国必然迎来一个全面建设、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内战再起，国统区经济衰退，航运业务也一落千丈。为了避免船只被国民党政府征调，长江上的船只退到四川不敢出来，海运船只撤退到香港，到1948年底海运几乎陷于停顿，长江航运也只在四川境内有十余艘仍在航行。随着汕头、广州的解放，民生公司的海轮只能困守香港，卢作孚也留在香港看守船只，公司只能靠变卖资产度日，加拿大贷款的利息无力偿还。

这时国民党方面不断有人来劝卢作孚到台湾，被他拒绝了，晏阳初建议他到美国，也被婉拒。周恩来派人到香港去作卢作孚的工作，并表示加拿大还款由人民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轮船尽量安排回大陆，欢迎卢作孚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于是卢作孚决定北上，于1950年6月回到北京，民生公司所属轮船也基本上都回到了中国大陆。1950年3月人民政府给民生公司贷款221.6万元，按时付清了加拿大借款的第一季度利息。5月，人民政府又贷给44万元人民币，以维持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此后，人民政府多次出面组织银行向民生公司提供贷款，帮助民生公司度过难关。1950年8月民生公司开始筹备公私合营，1952年9月正式实行公私合营，而卢作孚已不幸于2月8日在重庆逝世。

卢作孚为理想而投身商海，以精神而创伟业，生逢其时，发展民生公司，与外商竞争，为抗战出力，开创一代航运伟业；生不逢时，因时局动荡而一波三折，最后因内战而宏图难期，心力交瘁，为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卢作孚一生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1987年，卢作孚的生前好友及其曾致力建设的北碚人民捐资修建了作孚园，并由其至交梁漱溟先生题词“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以纪念这位在近代中国史上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