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