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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四”运动主角的知识精英阶层,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后在关注点和话语主流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关注政治(国家主义的盛行)→不谈政治谈文化(寻求文化重构和反省)→不谈政治谈社会(无政府主义等宣扬社会实验)→谈政治谈社会(社会改造)。

此时的精英们都是心性坚韧又坚持理想之辈,因此“五四”过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精英们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实践运动。

 

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

 

一生的革命党人

传统土壤孳生的强人

国家主义教父曾琦

孙中山:用不民主的“党治”实现民主的目标

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的建设,集中地表现为“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理论。我们知道,按孙中山的设计,从军政到宪政,最关键的是训政这个时期,只有训政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过渡到宪政。到实行宪政之时,才完全由人民做主。训政时期是由革命党来训练人民,教他们学会自治,学会自己做主。所以,革命党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以党治国”。 【详细】

蒋介石:中国传统政治色彩浓厚的新威权

19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诉求,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之为国家的核心凝聚力。【详细】

中国青年党: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至上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提出:“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 【详细】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流变

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详细】

 
中国现在需要民族主义吗?
需要
 
不需要
你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是:
就是愤青呗
约等于军国主义
爱同胞 尊重传统
没认识
 
你认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能兼容吗?
能,对内民主,对外国家利益至上
不能,民族主义本身反民主
在中国似乎不太可能
民族?民主?那是什么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条道路叫作“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抓住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第二条道路叫做“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因而强调只有在农村完成了自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毛泽东最后选择了“意志”的力量这条最艰难也是正确的基层改造之路。

 

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前提

理论不联系实际必然出问题

改造社会前提是了解中国人

李达:将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详细】

王明:推动极度激进的制度和社会改造

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后,仍应给他们以生活出路,让他们通过劳动生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王明在这条改造的路上走得更远,甚至要从物质、经济上压缩阶级对立面的生存空间,直接消灭地主和富农个体。这种极“左”思潮在刚刚起步的中共历史上无疑也曾喧嚣一时。【详细】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详细】

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异同

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梁漱溟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而梁漱溟的主张却体现了一个“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详细】

 
 
 
 

“五四”之后的时代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从1917年开始,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种种新观念、新术语、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成为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

 

无政府主义并非不重视民生

广西军力强盛

乡村建设 希望解决农民问题

闽南:陈炯明的“无政府主义”实验

1920年8月31日,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而陈炯明的道路,得自刘师复的引导,是要建设一个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有制“安那琪”世界。【详细】

广西:“新斯巴达主义”的强兵之路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详细】

山东:梁漱溟的“新儒家”乡村建设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详细】

乌托邦时代:各种主义在中国的实验

这个时代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新路径那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而这些主义命运的试金石,仍在于能否与千年古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相契合。【详细】

 
 
 
 

他们也许不赞同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兴党救国论”,也许也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发动基层,改造基层的社会改造派;对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也许其中有人常痛批国人之劣根性,也许有人常认为政党纷争是中国之乱源。他们也许各自理念不同,但是与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他们也在用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爱着这个国家。或是教育,或是实业,有批判,有培养不一而足。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深爱着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

 

教育救国

胡适与鲁迅

实业救国

陶行知与他的“教育救国”主张

“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这是陶行知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概括。 【详细】

鲁迅与胡适殊途同归的“思想救国”

在阅读鲁迅与胡适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详细】

航运巨子卢作孚的实业救国之路

卢作孚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要想实现理想,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实力,于是想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半主张,即实业。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他感到民生主义更为迫切,所以就把自己所要创办的公司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战中,民生公司的轮船为向大后方转运机器设备做出了极大贡献,宜昌抢运行动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详细】

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的“科技救国”梦

在钱学森的回忆里,1935年正是豺狼横行,国之将倾的年月,因此,到美国去学习先进科技,假以时日可以报效祖国,就成了许多年轻人的选择。由美国放弃庚子赔款而转化为中国的高教和留学费用,给当时的许多年轻人创造了留洋机会,也造就了中国学生留美史的第二次热潮。钱学森,便是1934年的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之一。【详细】

 
 
 

观中国“五四”之后十几年的历史我们不由得想要哀叹中国是何其的不幸,为何有这许多凶狠残忍之恶狼环顾四周?!

而看中国精英们在这十几年里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斩荆披棘;我们又不由得感叹中国是何其的幸运,若非如此,短短十数年间焉得这许多无双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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