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

孙中山：用不民主的“党治”实现民主的目标

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的建设，集中地表现为“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理论。我们知道，按孙中山的设计，从军政到宪政，最关键的是训政这个时期，只有训政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过渡到宪政。到实行宪政之时，才完全由人民做主。训政时期是由革命党来训练人民，教他们学会自治，学会自己做主。所以，革命党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以党治国”。 【详细】

蒋介石：中国传统政治色彩浓厚的新威权

19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诉求，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之为国家的核心凝聚力。【详细】

中国青年党：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至上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提出:“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 【详细】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流变

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详细】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条道路叫作“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抓住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第二条道路叫做“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因而强调只有在农村完成了自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毛泽东最后选择了“意志”的力量这条最艰难也是正确的基层改造之路。

李达：将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详细】

王明：推动极度激进的制度和社会改造

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后，仍应给他们以生活出路，让他们通过劳动生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王明在这条改造的路上走得更远，甚至要从物质、经济上压缩阶级对立面的生存空间，直接消灭地主和富农个体。这种极“左”思潮在刚刚起步的中共历史上无疑也曾喧嚣一时。【详细】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详细】

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异同

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梁漱溟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而梁漱溟的主张却体现了一个“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详细】

“五四”之后的时代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从1917年开始，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种种新观念、新术语、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成为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

闽南：陈炯明的“无政府主义”实验

1920年8月31日，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而陈炯明的道路，得自刘师复的引导，是要建设一个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有制“安那琪”世界。【详细】

广西：“新斯巴达主义”的强兵之路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详细】

山东：梁漱溟的“新儒家”乡村建设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详细】

乌托邦时代：各种主义在中国的实验

这个时代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新路径那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而这些主义命运的试金石，仍在于能否与千年古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相契合。【详细】

他们也许不赞同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兴党救国论”，也许也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发动基层，改造基层的社会改造派；对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也许其中有人常痛批国人之劣根性，也许有人常认为政党纷争是中国之乱源。他们也许各自理念不同，但是与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他们也在用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爱着这个国家。或是教育，或是实业，有批判，有培养不一而足。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深爱着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

陶行知与他的“教育救国”主张

“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这是陶行知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概括。 【详细】

鲁迅与胡适殊途同归的“思想救国”

在阅读鲁迅与胡适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详细】

航运巨子卢作孚的实业救国之路

卢作孚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要想实现理想，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实力，于是想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半主张，即实业。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他感到民生主义更为迫切，所以就把自己所要创办的公司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战中，民生公司的轮船为向大后方转运机器设备做出了极大贡献，宜昌抢运行动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详细】

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的“科技救国”梦

在钱学森的回忆里，1935年正是豺狼横行，国之将倾的年月，因此，到美国去学习先进科技，假以时日可以报效祖国，就成了许多年轻人的选择。由美国放弃庚子赔款而转化为中国的高教和留学费用，给当时的许多年轻人创造了留洋机会，也造就了中国学生留美史的第二次热潮。钱学森，便是1934年的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之一。【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