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54页。。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198页。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