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盐枭，自古即充斥于长江、两淮地区。如康熙后期，“淮阳一带地方，有山东、河南流棍，聚集甚多，兴贩私盐。其中各有头目，或率党数十人，或率党一二百人，横行白昼”（注:《李煦奏折》第129 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们之所以被官吏称为“盐枭”，是因为“枭私者出于所在之私贩，以其剽鸷，而谓之枭”（注:《两淮盐法志稿》卷155，“杂纪门·艺文”（一），转引自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近代以降， 江淮地区的盐枭更形充斥，活动规模、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较过去相比，都显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盐枭在太平军与清军的军事政治大搏斗的夹缝中壮大了自身的实力。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转战大半个中国。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安徽、江苏等淮盐引地，清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长期争夺、激战或对峙，致使淮盐运道梗阻，引岸丧失、运商星散。因盐销不畅，使得场盐堆积，一些灶户被迫停煎，大量的运丁、灶丁纷纷失业；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恰是清政府的漕运要地，这里成为军事上角逐的场所，漕粮河运无法进行，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与盐船运丁、盐场灶丁一样，也失掉了赖以活命的饭碗，他们一部分加入了太平军或捻军，也有部分“追随曾国藩的军队，屡建功勋”（注:长野郎《中国社会组织》（中译本）第274页，光明书局1930 年版。），相当一部分却聚集到两准盐场，组成了安清道友（青帮）。就在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治六年（1867）底，卞宝第奏:

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借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第66页。）

以贩私劫掠为生的“安清道友”出笼后，盐枭的活动空前猖獗，他们的队伍急剧膨胀，与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土匪人等，在辽阔的淮盐引地，以及运河、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贩卖私盐、劫掠抢夺的勾当，活动更具寄生性，对社会的侵蚀日趋深重。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淮长期处于李昭寿等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盐枭在这一带的兴盛，臭名昭著的李昭寿及其所部“豫胜营”起了不小的作用。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又作兆受、昭受、长寿，降清后赐名李世忠，“幼贫贱，秃而黠”，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1853年初，河南、安徽捻军兴起，李昭寿也于霍山一带聚众响应，揭竿举事。咸丰五年（1855）十月，李昭寿势穷降清，但一月后再次起义，投入太平军李秀成麾下；咸丰八年（1858）七月，再降于清将胜保，献其所据滁州、来安、天长等城，与太平军对抗，并在淮阳一带拥兵自重，割据称王（“寿王”），其所部经裁撤，最初留1.7万人，称“豫胜营”，后来又发展到六七万人。由于豫胜营是“月给饷盐”，从此，李昭寿便和两淮盐场结下了不解之缘。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因军饷难筹，曾在两淮实行“以盐抵饷”办法，让清军每月提取盐包，规定“袁甲山每月提饷盐二万包，皖抚营一万包，李世忠（昭寿）营二万包”（注:《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70，“淮北饷盐”第1页。），但李昭寿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区区2万包，而是力图独霸两淮盐场。在他的授意下，豫胜营特意疏通会通河道，以利贩济私盐；他“据有城池，自为风气，于长、淮、五河等设厘卡数处，于长江河口设厘卡一处，各县亦有卡局，所获颇厚。又广运盐斤，自捆自卖，上侵公家之利，下为商民之害”；“李世忠颇骄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横无状，捆盐自售，场坝避其凶焰”（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同治二年（1863）初，为争盐船，豫胜营与苗沛霖大战于洪泽湖；其部将杨玉珍率洋枪队突赴西坝，将各栈饷盐、商盐封锢，有运盐出栈者即斩，查封西坝盐达数十万包。（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清廷严令禁止，但他“垄断自如”。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 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青帮盐枭、杀人亡命之徒“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 第66页。）。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淮引地的湖广、安徽、江苏以及食浙盐的浙江，遣散勇丁和在役兵丁，也投入贩私活动。周庆云《盐法通志》记载:“兵燹之后，盐船盐户多系湘楚各军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注:周庆云《盐法通志》卷86，“辑私”（二），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44页。），在江浙一带，遣散淮勇多以“贩盐为生”。 一些现役兵丁也走贩私盐。如清末淮北盐场有13个缉私营，大都以缉私为名，对来往客商敲诈勒索，而对于大股盐枭，则进行勾结。如驻淮南新兴盐场的定子营，直接与盐枭勾通贩私，白日为警，夜里为匪。（注: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05页。）在安徽一带， 散兵游勇勾结军营炮船，“往来长江，夹带私盐，沿途洒卖，（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为此，光绪六年（1880）刘坤一出示“仰营哨各官及弁勇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炮船在长江行驶，均不准颗粒夹私”（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散兵游勇、在役兵丁加入盐枭队伍，不仅壮大了盐枭的声势，也使盐枭的成员背景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二，盐枭已与“青、红二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如虎傅翼，莫敢谁何”。（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 期。）盐枭、青帮、哥老会（红帮）相互勾串，纠缠难分。

李昭寿豫胜营在淮场、皖北割据7年间，盐枭、 青帮势力得以坐大，在里下河一带，“抢夺民财”、“结党盈万”。豫胜营解散后，两淮盐场仍是他们的天下，如光绪三年（1877）“淮北海州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注: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302页。）；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 上谕曰:“江南枭匪横行，……淮北、淮南透私之地甚多，侵灌皖岸，各关卡不查私盐，以致枭风日炽，劫抢之案，层见叠出”，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将情况奏明。刘坤一奏复中承认:“枭匪以安徽凤阳、寿州人最为强横，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有抢掠、讹诈等事，乡民畏与结仇，不敢报案”（注: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九日《复陈严缉私枭事宜折》，《刘坤一遗集》（二）第775—776页。）。两淮盐枭活动范围不只局限于里下河一带，还沿长江向安徽、湖广腹地以及苏南太湖地区伸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县、南岸宣城县各乡村镇，突有私枭连樯私运，不服盘查，逞强闯关，在市上陈列凶器，公然售销，强民购买”（注:光绪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34。）。同年六月十五日，江苏候补道韩庆云，因事乘船经过常州三官塘，天甫破晓，与枭船相遇，倒争纤路，韩庆云家丁漫骂，盐枭们即过船将韩庆云拉去，后经武进知县施沛霖率勇追回。（注:光绪廿八年五月廿日《查明部内枭匪幕丁情实折》，《刘坤一遗集》（三）第1354—1357页。）盐枭的猖獗可见一斑。在活动范围日见扩大、队伍日益膨胀的同时，某些盐枭的组织也日趋完善:

枭徒之首名大仗头，其副名副仗头，下则有秤手、书手，总名曰青皮，各站码头。私盐过其地则输钱，故曰盐关；为私盐过秤、主交易，故又曰盐行。争夺码头，打仗过于战阵，有乘夜率众贼杀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听，名曰把沟。巨枭必防黑刀，是以常聚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大伙常带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辈，皆强狠有技能。（注:包世臣《庚辰杂著五》，《安吴四种》卷3“中衢一勺”。）

这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这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完整的黑社会的写照”（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