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将实现中共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彻底摒弃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路线，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走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也标志着中共领导人“神化”权力的终结。【查看详细】

改革开放30年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将中国人从“领袖迷信”的迷梦中惊醒，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终于发现自己的落后，明了之前社会实验的失败。 【查看详细】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适应新形势的自我调整，而这一系列以发展为核心的论断，同样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而中共也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更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分离的重要转变。【查看详细】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种种社会问题开始滋生、激化，对现行的体制形成了冲击。冲击的振荡下，中共更进一步，将执政策略调整向“人”的层面，尽力践行对个体的尊重，对发展中的“人”予以关注。政治也开始谋求“人性化”的权力，务实与和谐成为主题。【查看详细】

真理标准大讨论 得票数：

三个代表 得票数：

邓小平理论 得票数：

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政治稳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发展主要追求的目标，政治也进入理性发展时期。这种“重秩序”的理性心态无疑有利于人们摆脱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激进非理性观念的束缚。【查看详细】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多元，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盲从和灌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对自我的看重开始超过对“理想”实现的诉求，这种变化也反推着中共执政方式的良性转变。 【查看详细】

整体社会环境的松动，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开始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也标志着政治权力在人们生活中的大幅“退潮”。【查看详细】

通过营造行为的神秘感和与民保持距离来产生权威，这是传统政治的特征，在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落后时代，神秘和距离确实能产生威慑力和权威。但随着民权日益彰显、民智日开，只有与民沟通的世俗化行为才能充分来建立权威。中国正是如此。【查看详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正经历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现世性、理性化、参与性、开放性的特征。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查看详细】

村民自治 得票数：

依法治国 得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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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团的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这是人代会历史上首次质询。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八二宪法"的时候，新华社第一个报道了中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查看详细】

自从成功地处理了SARS这一全国性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哈尔滨水危机发生后，当地政府先是隐瞒真相，造成谣言满天飞，所幸政府及时公开真实信息，事态很容易便得以平息。无疑，人民已经不再习惯于惯常的信息封锁了，而他们自有的理性，也能够指引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查看详细】

追究政府责任无论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政府效率，还是改善政府管理方面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这在30年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政府执政方式的调整，官员行政权力的制约无疑也是民主建设的一部分，而问责制无疑走出了第一步，而这一步也确实在现实意义之外体现了更大的象征意义。【查看详细】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且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们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非常希望国家通过政策和法律的途径，来维护他们的现实利益。可以说，他们掌握了经济的话语权，同时也渴求政治的话语权，而社会基础的变化必然将推进民主的进程。【查看详细】

伴随着舆论环境、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利益格局、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多元的政治参与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参与、民间公益参与、自发群体参与等方式都将大众更多地融入政治之中，让协商民主更进一步。【查看详细】

把法制当作专政的刀把子，这是在1994年之前的法制的主要理念，比之前完全无视法律的“人治”要进步。但这一时期也只是把法律看作是执政统治的工具，“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是把法制作为保境安民的工具。在这个阶段，我们很少看到法制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制度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查看详细】

这一时期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的阶段，立法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因为它不考虑可诉性，不考虑可操作性，更带有一种宣示性。但是这里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权威性，有一定的公开性，又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它有文件、规范、规章，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10年就是用政策治国，用文件治国。 【查看详细】

这一阶段的立法，针对的是涉及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出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和百姓关系最直接的、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法律，如《物权法》、《破产法》、《反垄断法》，《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等等，此时的“法”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可以说已经发生了“质变”。【查看详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1987年6月，监察部正式成立；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这一系列举措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2007年5月，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然而，这种权力的限制仍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法治”仍未渗透到整个政治体制的骨髓里。【查看详细】

伴随着舆论环境、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利益格局、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多元的政治参与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参与、民间公益参与、自发群体参与等方式都将大众更多地融入政治之中，让协商民主更进一步。【查看详细】

反腐败 得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