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逆案始末，钱龙锡、袁崇焕与阉党

崇祯二年三月，崇祯帝钦定逆案，将二百五十八个官员列为附逆魏忠贤者入罪。大学士韩鑛、李标、钱龙锡等参与确定涉案人员，后因袁崇焕入狱以后，史载群小（阉党）意图报复钱龙锡，于是利用袁崇焕之案策划制造一个新的逆案，《国榷》和《明史》的记述如下：

“崇祯四年正月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道周奏救钱龙锡调外。初。逆璫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欲发自兵部。而尚书梁廷栋实与谋。旋悔不肯任。又上英断。不能遽起大狱也。至是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国榷》5552页）

“崇祯四年五月释故大学士龙锡狱。戍定海卫。”（《国榷》5563页）

“……帝遂遣使逮之（钱龙锡）。十二月逮至，下狱。复疏辩，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不省。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议龙锡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设厂西市以待。帝以龙锡无逆谋，令长系。”（《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九》）

大意是阉党因为逆案衔恨报复钱龙锡，想借袁崇焕的案子制造大案，计划从兵部发起，因为梁廷栋不肯而中止。可以看出阉党（如果有）虽然谋划了一下，但最终是没敢付诸行动。这个半途中止预谋对袁崇焕起了什么影响，又有没有冤枉钱龙锡，袁崇焕的案件又是如何牵连到钱龙锡的，不妨从钦定逆案说起。

崇祯二年正月，崇祯皇帝开始对魏忠贤余党的清洗，参考《国榷》的记载：

“庚辰（正月二十四）。召大学士韩鑛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定逆案。谕曰。朕欲定附逆入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今发下建祠称颂者疏。卿等密与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评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与。阁臣看详讫。分款书名。再同刑部尚书乔允升。据依律例各附本款。寻有谓永光依附。遂辞不入。初。逆璫处后。即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鑛端而厚。钱龙锡和而谦。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呈进。上怒其不称旨。命分称颂赞导速化。且云。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阁臣入。指黄袱所裹若干曰。此皆红本。璫实迹也。宜一一案入之。阁臣知势难遗漏。乃曰。臣等职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上召问吏部尚书王永光。对曰。吏部只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遂召刑部尚书乔允升据律定罪。”（《国榷》5468页）

“壬子（二月二十五）。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于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问贾继春何以不处。……于是发原奏并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一遗。”（《国榷》5471页）

钦定逆案一开头是由大学士大学士韩鑛、李标、钱龙锡和吏部尚书王永光进行，不久王永光被指依附魏忠贤，于是不再参加。韩鑛和钱龙锡都不愿意打击面太大，仅列了四五十的名单交给皇上，皇帝嫌少，很不高兴，阁臣只好又加了数十人，皇帝还是不满意，不但要求分门别类，而且要求把逢迎魏忠贤的也算在内，不但追究外廷大臣，内臣一样追究。并且拿出魏忠贤的有关实证，让他们一一把人加进去。这件事对阁臣来说是很为难的，他们百般推脱，最后决定由刑部尚书乔允升定罪。审定逆案的过程中崇祯始终是很关心，还亲自动问其中几个可能遗漏的人，结果把善待李选侍的贾继春也扔进去了。可以说这件事从头到尾，是崇祯在主持和推动，虽然口头上说是“据法依律。无枉无徇”，但是很显然他是不愿意放过和魏忠贤有关的任何一个。最终也是由他亲自决定，拟定了人选。如果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很有可能一开头罗列四五十人就可以结案，绝不至于牵连到二百五十八人。三月十五日最终定案，涉案人员从廷臣到内臣，从京官到地方官，从文官到武将全都包括，整个朝廷来了一场大清洗。

“己亥（三月十五）。谕曰。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痛。乃一时外廷朋奸误国。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疑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及朕大宝嗣登。严纶屡霈。元凶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饰罪邀功。倒身蹿正。以望气占风之面目。夸发奸指佞之封章。迹其矫诬。乌容错贷。朕鉴察既审。特命内阁部院大臣。列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导诸款。据律推情。再三订拟。首正奸逆之案。丽于五刑。稍宽胁从之徒。及茲三尺。其情罪轻减者。另疏处分。此外原心宥过。纵有遗漏。亦赦不问。其案自魏忠贤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谋六人。……依律谋大逆减等拟斩。曰结交近侍十九人。……俱谄附秋决。曰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俱遣戍。曰孽军犯三十五人。……曰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曰结交近侍又次等百二十八人。俱配赎。……曰祠颂照不谨例冠带闲住四十四人。……”（《國榷》5473～5476页）

这样严厉的搜罗和定罪导致阉党对参与审定案件的人有所痛恨，这本来是很正常，然而回避不了的是逆案本身其实是崇祯皇帝一手导演，钱龙锡也好韩鑛也好，只不过是听命而为，皇帝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兼之以逼迫催促，他们很不得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样的处境在他们受命审定逆案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当然我不是要给后来袁崇焕案件中“阉党构陷钱龙锡”这个命题去掉挟恨报复的动机，而是说如果要推翻逆案，首先要面对的必然是对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的崇祯。

而利用袁崇焕与钱龙锡推翻逆案的条件必须有三个：袁崇焕是东林、毛文龙是阉党、作为首辅的钱龙锡是罪魁祸首。事实上前两个条件全都不成立，而事发之后钱龙锡最终经过会审被认为并非主谋，所以将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牵强成为党争工具的可操作性极低，就连当时的当事人也没有这么做，“惮帝英明，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九》）。

袁崇焕投靠魏忠贤，可以从天启六年说起。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